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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间因斯布鲁克会堂的誓词中所说，加入共济会的成员，不仅踏入了一座圣殿，同时也成了“公民社会”
的一员。
在“公共领域”
，作为市民日常聚集、讨论并参与政治活动的场所，共济会会堂成为哈布斯堡中欧领土上硕果仅存的市民组织。
18世纪80年代，那些曾经推动英法改革进程的阅读俱乐部、爱国社团、改革小圈子，以及文学运动早已在中欧各国销声匿迹，咖啡馆里也不见了新闻报刊和政治讽刺画的踪影。
那些在英格兰被埃德蒙·柏克冠以“少数派”
之名的社会群体，曾经构成了社会独立和稳定的根基，如今却只能在共济会会堂寻找有限的活动空间。
哈布斯堡中欧领土上的“公共领域”
主要被限制在所谓“非精英”
场所中——譬如啤酒馆和公共剧院，在那里，滑稽演员杰克·香肠（德语原名HansWurst）即兴朗诵言语粗俗的社会讽刺诗。
究竟是共济会的发展阻碍了中欧公民社会的诞生，还是公民社会的缺位促进了共济会的野蛮生长，毫无疑问的是，这一争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然而，共济会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中欧尚不足以扮演制衡政府机构与国家权力的角色，也难以成为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挑战现有秩序的有力支撑。
共济会成员主要来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公务员阶层。
大量学识渊博的学者和科学家加入共济会，在会堂集会上举行讲座，进行实验。
因而，共济会的出现巩固了官僚机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无形中加深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理念，代表国家意志的科学家和品行优良的共济会成员自然就成了主导改革的最佳人选。
乍见之下，哈布斯堡中欧领土上的共济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是“一所公民责任的学校”
，而它的众多会堂就像是一个个“微观公民政治机构”
。
而仔细审视下，它们不过是政府的化身，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蓬勃发展的国家官僚主义特有的偏见和信念。
共济会无疑已经陷入自我封闭的“恶性循环”
，在这里除政府之外的一切改革努力都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在弗朗茨·史蒂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中再也没出现过一个共济会成员。
约瑟夫二世的外甥，约翰大公或许是个例外，1793年后，他曾参与创建了一个伪骑士团体，以取代当时遭到封禁的共济会会堂。
约瑟夫二世的驼背姐姐，玛丽亚·安娜，无疑是一位共济会支持者。
作为克拉根福一座女修院的在俗院长，她在自己位于卡琳西亚的宫殿内为一座共济会会堂提供庇护，玛丽亚·安娜拥有自己的矿石和昆虫标本收藏，并时常在伊格纳茨的陪同下进行各种实验。
克拉根福会堂就是为纪念玛丽亚·安娜的庇护而得名，然而对于这位特立独行的女大公是否悄悄地在某座女性“准入会堂”
加入了共济会，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这些内幕细节，终究无关大局。
即便所有皇室成员都像约瑟夫二世一样将共济会斥为“骗局”
，宫廷和政府中无处不在的共济会势力依然是每一位哈布斯堡统治者无法逃避的现实。
美泉宫的皇家花园中就隐藏着它们无所不至的影响力。
在矗立着凯旋门的山坡下，海神喷泉的东边有一座仿照埃及圆形石柱建造的方尖碑，其上用伪造的象形文字记录着哈布斯堡家族历史上的胜利时刻，因为方尖碑建造之时，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尚未被破解。
但在方尖碑的底座附近，却刻有一排共济会符号——凿子、锤子、若干罗盘以及一把三角尺，这些都出自建筑师约翰·海岑多夫·冯·霍恩贝格之手，他的真实身份正是一名共济会成员。
就像方尖碑上的铭刻一样，中欧共济会的精英主义幻想，也已浸入哈布斯堡政权的灵魂深处，支撑起一个强烈的信念，改革的发起者只能是统治阶级，也必须由品德高尚的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予以推行。
[1] 共济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入门学徒、石工副手和石工导师。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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