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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常在博物馆中亲自动手进行试验，还曾在不经意间发现，钻石在高温条件下会发生碳化，尽管这一发现代价不菲。
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招募的众多学者中，诞生了博物馆的第一代馆长，而他经营下的国际关系网络，也为博物馆的运营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毋庸置疑，他从皇帝的尊贵头衔中获得了诸多便利，但弗朗茨·史蒂芬作为共济会成员的身份，或许在他的关系网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
1731年，荷兰海牙，在一次英国大使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主持的集会上，弗朗茨·史蒂芬正式加入共济会，成为一名入门学徒兼石工副手[1]。
同年，他就在伦敦会堂晋升为石工导师，并参加了在诺福克郡霍顿庄园举行的集会，这里也是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乡间别墅，至此，弗朗茨·史蒂芬获得了完美无瑕的共济会履历。
在维也纳，他与1742年成立的首个分会——三大司铎——来往密切。
当时，维也纳共济会已经遭到天主教会公开声讨，次年，会场遭到军队突袭，弗朗茨·史蒂芬显然从后门逃离。
在此之后，弗朗茨·史蒂芬与共济会的联系便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人们怀疑他从未脱离共济会，而他的画像上甚至一直保留着共济会的符号。
17世纪在英格兰诞生的共济会，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文化背景都称不上和谐统一。
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兄弟会组织，一位共济会成员后来将其描述为，“一座承载着全人类福祉的圣殿，一个会聚了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阶层成员的精英联盟”
。
得益于共济会的种族多样性，来自西非的安吉洛·索利曼获准加入奥地利真和谐会堂，并在那里负责主持新成员入会仪式（据此推测，他已经达到石工导师等级）。
然而在其他国家的分会中，文化包容氛围却极其淡薄。
在克罗地亚和的里雅斯特，德语会员与意大利语会员间频生龃龉，只能依靠另立分会平息争端。
在很大程度上，共济会是一个精英阶层特有的社会现象，它的会员多为贵族、官员以及成功人士。
共济会昂贵的服饰、不菲的会费和慈善捐助足以令其他阶层望而却步。
后来批评人士指责共济会打着平等主义的幌子，在兄弟互助精神的掩护下，暗中传播煽动革命思潮。
然而，大多数共济会会堂都对敏感政治行为敬而远之，将主要时间投入日常仪式、宪章编写以及无害话题的讨论中，比如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共济会员。
与巴伐利亚地下组织光明会的联系助长了共济会内部的乌托邦主义政治思潮，但成员们的兴趣更多在于揭露光明会上层“未知主人”
的身份，而不是从事社会颠覆活动。
在匈牙利，共济会会堂遵循所谓的德拉斯科维奇惯例，经常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辩论，诸如农民的处境、贵族的特权以及法治改革等。
与此同时，他们依然不忘浮夸地展示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对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权的忠心耿耿。
共济会与科学事业联系密切，以至于共济会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科研组织。
各地共济会纷纷出资举办有关蒸汽机、打桩技术和电力知识的科学讲座，并创立图书馆推动科学研究。
维也纳真和谐会堂就秉承“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造福社会”
的宗旨，发行了自己的期刊。
许多自然科学界的知名学者也顺理成章地加入共济会，其中就包括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各展室的负责人。
因此，御医伊格纳茨·费舍尔（IgnazFischer）成了维也纳共济会真和谐会堂（TheTrueHarmonylodge）的首任总导师，第二任总导师则是同时作为地质学家和博物馆主管的伊格纳茨·冯·伯恩（IgnazvonBorn）。
会堂的共济会成员中，或许还包括了玛丽亚·特蕾莎的私人医师格哈德·范·施维滕，作为帝国图书馆的负责人，他还参与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工作。
真和谐会堂打造出一张横跨欧洲大陆的信息共享大网，从伦敦向东直达圣彼得堡，它也借此成了共济会遍布哈布斯堡中欧领土的60余所会堂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明星。
伊格纳茨·冯·伯恩甚至一度计划效仿伦敦皇家科学院（同样植根于共济会），将真和谐会堂改造成传播科学知识的专科学院。
然而类似的构想早已在别处被付诸实践。
位于布拉格的三星皇冠会堂和三鹰会堂同样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推广工作，尤其是地质学研究，而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锡比乌，三朵睡莲会堂的总导师则是身为省执政官的塞缪尔·冯·布鲁肯陶尔，一位博学多识的人。
作为自然科学家的赞助人，布鲁肯陶尔帮助自己的私人医师，顺势疗法的创始人塞缪尔·哈内曼加入了共济会，他同时也是一位钱币徽章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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