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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在位的1537年和1538年，两次下旨废天下书院，张居正是第三次，1625年，朱由校政府又第四次下令废天下书院。
朱厚熜和朱由校废天下书院不必说，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的政治目标是清晰的：统一教育机构，不要又有学校，又有书院。
这是有一定政治见解的，这种政治见解贯穿了他的执政始终，罗汝芳就是张居正这一政策的见证者。
罗汝芳，1515年生于阳明心学的圣地江西，1553年中举，和张居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据说罗汝芳年轻时曾刻苦攻读朱熹理学，无论如何都搞不通，最后病倒在床，家里请了无数名医，都无法使他痊愈。
后来他老爹给了他一本《传习录》[1]，结果他看了几页，马上生龙活虎。
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阳明学习，只好寻找阳明心学的真正传人，于是他找到了心学左派大佬颜钧。
颜钧见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对阳明心学的认识告诉他：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生不灭的，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所以，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去人欲”
入手。
罗汝芳听后，欢喜得手舞足蹈，在长期的修行和参悟中，他渐渐得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于眼珠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良知”
的作用和表现。
由于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不用学不用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
这也就是说，朱熹规定的，甚至是王阳明规定的那些“省、察、克、治”
的“去人欲”
手法实属多余。
再向大了说，国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毫无天理的法律也是多余的，甚至大错特错，应该取消。
罗汝芳在安徽太湖县做县令时，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
张居正曾写信给他说：“您在太湖县‘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罗汝芳啊!”
但他话锋一转，“王阳明说致良知后还应该去行，否则就不是致良知。
我觉得无论是学问还是为政，都该落到实处。
我听说你在太湖县搞无为，上级政府下的条文，你认为不可就不执行，你认为可就下令执行，却从不去检验结果，这是不对的。”
后来，罗汝芳又被调到安徽宁国府做知府。
张居正又去信说：“真儒者必须要明白‘体用’，‘体’实际上就是学，行乃学之‘用’，所以学最终必须落实到用上。”
罗汝芳对张居正的教导很不以为然，回信说：“阳明先生也说过这些，无非是知行合一。”
张居正又回信说：“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蕴相当广泛，举凡孝顺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内，而我所说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处理政务方面。”
最后他很委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
意思是，阳明学固然很好，但必须将其落实到从政的实际行动上并见出行政实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张居正所说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范畴内的，其实还有区别。
王阳明当然主张知行合一需在从政上体现，但他是教人和育人并行，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不仅是个行政官员，还要是个老师，不仅要落实政策，还需文化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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