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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跃的时代（神会在东京当天宝四年至十二年，745-753年），约当西历745年。
此经大概是神会做的（详考见《荷泽大师神会传》），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又说此本由法海传给同学道际，道际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
。
这就是说，当此祖本传写时，悟真还活着。
法海与道际为同学，为慧能下一代；悟真为第二代。
慧能死在713年，神会死在760年。
神会活了93岁，他尽可以和他的师侄悟真同时，——假定真有法海、道际、悟真三个和尚的话。
敦煌本所记此本的传授不过两代三人，可见此本的祖本写时还在神会的时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昕本所记传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还有一个圆会；悟真之上两个传人与敦煌本不同。
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
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维的碑铭，又提到“元和十一年（816）诏追谥曰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
。
这些事实都不是《坛经》最古本所能有的。
王维作《能禅师碑铭》（《全唐文》卷327）是神会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
……虽末后供，乐最上乘。
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
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
“犹多抱玉之悲”
一句，可证此碑作在神会被御史卢奕弹劾，或已被贬逐的时候（天宝十二年，753），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此碑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
，——其实并无此碑——而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这是一证。
王维碑内提起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慧能和他辩论，而《坛经》敦煌本不提此事：这是二证。
碑文中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
，敦煌本也不提此事：这是三证。
但惠昕改本却不但用了王维的碑文，并且提到刘禹锡的碑文了，元和追谥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几年，所以旧本里的两代三个《坛经》传人是不够的了。
所以惠昕改了这个传经世系，从两代三人改为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几年了。
我们可以推断惠昕见的原本，其跋尾的传经人也只是法海、道际、悟真三个，悟真一名还可以保存他当时增改的痕迹。
总之，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
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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