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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新刑法中，在自首、立功情节对量刑的意义加重的情况下，坦白作为量刑情节的意义相对减轻，这造成了量刑情节之间的不平衡，造成在那些具有量刑意义的认罪情节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过渡，对司法实践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
坦白从宽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坦白从宽经常成为侦查人员诱供的工具。
一些侦查人员为了尽快破案，以坦白从宽为由，诱骗犯罪嫌疑人招供，而实际上，由于坦白从宽只是一个酌定情节，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从宽承诺往往无法兑现。
另一方面，作为酌定情节，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对待坦白的态度往往不一致。
这就容易造成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对坦白情节处理的脱节，进而削弱司法权威。
毕竟在审判中，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坦白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十分有限。
[14]由此，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的悖论。
在刑法上增设坦白从宽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8条首次将坦白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设立了坦白从宽制度。
2.未成年人坦白的构成要件
关于坦白的定义，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多种不同表述。
在界定坦白的定义时，既要准确反映坦白的本质，又必须在现行立法范围之内。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8条的规定，笔者认为，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未成年人构成坦白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犯罪人必须是被动归案。
尽管《刑法修正案（八）》没有明文规定坦白的前提是被动归案，但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可以得出该结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
这样的表述说明了坦白不是自首。
“自动投案”
是构成一般自首的必备条件。
因此可以推导出：构成坦白不能是“自动投案”
，只能是被动归案。
所谓被动归案，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而归案，包括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实施的抓捕；二是被司法机关传唤到案；三是被群众扭送归案，包括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移送到司法机关。
（2）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被动归案的特征也决定了犯罪人只能向司法机关作出“如实供述”
，而不能是向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作出“如实供述”
。
因为刑事案件只能由司法机关管辖，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都没有管辖权。
犯罪人供述的必须是“自己的”
罪行，而不能是“他人的”
罪行。
犯罪人供述的“自己的罪行”
，必须是已被发觉、指控的罪行。
根据《解释》第2条、第4条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构成坦白；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构成准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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