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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直到1939年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才决定不再进行这2个计划的研究。
从军事角度说，军方针对所有可能性进行作战研究和演练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作为制订具体军事计划技术过程的抽象演练，它们是有价值的，为那些制订者提供了有益的训练”
[12]。
在“颜色”
系列作战计划中，“红—橙”
计划是唯一针对一个敌对同盟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迫使军事计划人员去认真考虑美国不得不在两洋同时作战的问题……证明对那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制订的计划来说，它有着重要的价值”
[13]。
尽管存在这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但是在战前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军方集中精力于这3个脱离实际的作战计划，显得缺乏战略预见性和前瞻性。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军方缺少来自政府决策层的政治指导。
克劳塞维茨说过：“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
。
“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
。
[14]这就是说，国家政策是军事战略和战争计划的起点。
然而，美国参战之前，政府文官和军方之间在这种政策上的联系非常薄弱，军方对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影响甚微。
这种现象从美国开国之初就一直延续下来。
欧内斯特·梅指出：“长年孤立的安全窒息了政治—军事合作的想法。”
[15]作为军方来讲，他们有着不过问政治的传统。
1912年海军总委员会主席乔治·杜威提出：“政策属于内阁，属于最高文职当权者，必须由当权者决定”
，他的任务就是在被告知国家政策后去制订计划执行那项政策。
陆军总参谋部也持类似的观点：“在我们国家，公众舆论判断形势，治国才能制订政策，执行的责任归陆军部和海军部。”
[16]1968年已卸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他们说军人应该作出政治决定时……表现出他们对什么是民主政府的无知，这是拿破仑和希特勒能干出的事。”
[17]作为文官层面来说，美国国务院也有其传统，即认为“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失常状态，而不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正常的阶段，武力属于另一种范畴，是只有外交努力失败后才使用的最后手段”
[18]。
也就是说，在战争开始之前，军方在国家政策上不应当扮演任何角色。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军方越来越需要来自政治层面的政策指导，要求国务院更多地参与指导军事战略的制订工作。
第一个要求军政双方合作的呼吁，来自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1919年5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给国务卿，提出海军部、陆军部和国务院分别派出代表组建一个联合的机构，以确定国家的目标，评估所需的成本，从而决定完成目标所需武装力量的性质和规模。
然而，这封信沉睡在国务院的档案室里，一直没拆开过。
[19]同年10月，时任联合计划委员会成员的亚内尔（HarryE.Yarnell）提交了一份名为《国家政策与战争计划》的备忘录，建议任命副国务卿为联合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各地区司负责人为联合计划委员会成员。
但国务卿兰辛（R）要求推迟半年再讨论此事，最后因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不了了之。
[20]1921年，两军种部长联合写信给国务卿休斯（CharlesE.Hughes），再次提出国务院参与军事战略制订过程的请求，休斯则以他和副国务卿太忙，无暇参与联合委员会事务为由给予拒绝，但同意出现危机时与军方合作。
[21]
直到1938年4月，出于对轴心国向南美大陆渗透的担心，在国务卿赫尔的提议下，罗斯福同意建立由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和副国务卿组成的“常务联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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