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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
很认真地坐在我写诗的椅子上纠正我说，当年我们一起收听古典音乐的不是经过特别改装过的电台，而是一种“根德”
牌的德国产短波收音机，她嘲笑我的记忆是多么的不靠谱。
她说我和她们是在一个少年宫灯谜晚会上认识的，她甚至说当年我特别地为她的黑缠发丝带而着迷，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0岁。
是的，那个时候安娜穿着过于肥大的军裤，带着我在好几个军事大院里瞎跑，她说我当时总是帮她们传递情书给男孩子们（这个我完全没有印象了），代价是我可以给她们朗读叶赛宁或者穆旦的诗歌，而她们对我结结巴巴的朗诵毫不在乎，嘻嘻哈哈地聊着苏联短裙或者匈牙利香水，当然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被带进她们的小圈子里的。
“安娜”
说我是唯一一个不是她们这个圈子里的外来人，是鲁莽的闯入者——为了老柴或者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理由。
我那一次徒劳地向她打听其他“姐姐们”
的情况，她们现在怎样？都嫁人了吗？有她们的照片吗？“安娜”
却转移了话题谈起了她在国外开始读阿赫玛托娃诗歌的事情，也许她也早就和她们失去了联系，也许她想最大限度地为我保持那个当年神通广大的小圈子的神秘感。
那个当年把我秘密带入缪斯行列的穿着军装的姑娘们，有着低像素缪斯的模糊的乡愁般的神秘，“你是在少年宫认识我们的，当年你最喜欢的那个女孩，她爸爸是四野的。
她送给你的叶赛宁诗集你还留着吗？听说她现在好像在德国，我们完全没有联系的”
。
2009年的秋天，我收到了两件来自德国的包裹，我的心猛地被刺痛了。
第一件是诗人也是《今天》杂志以前在德国的发行代理人宋新郁先生给我邮递的两本1992年的《今天》杂志，简短的附言里有一行诗人多年前的一句诗，“当季节的噩耗从北方传来”
，这句诗猛地一下子唤醒了我的青葱岁月。
另一个邮包里是唱片，没有留言和电话号码什么的，是两张俄国流亡钢琴家根据茨维塔耶娃诗歌改编的前奏曲。
我的心一紧，我多么希望是小英邮递给我的，陌生而熟悉的娟秀的信封字迹好像也证实着这一切。
我感到我和那个铁幕后的秘密的我们重新恢复联系了。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托她的德国友人给我邮递的两张唱片。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买到苏维埃钢琴家里赫特演奏的“拉二”
的激光唱片，花去了我几乎一个月的工资。
而在早10多年时，我就已经从短波收音机里听到过他这个版本的电台转播。
世事就是这样奇怪又有着命定的前兆，这张唱片我听了大约有几百遍了，旋律我都可以哼出来，从那里面说不定可以重听到我们的青葱岁月——那有着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的秘密的爱乐时光，在那里，少女们依旧为穿过了铁幕的音乐流亡女神而颤栗。
附记：
现在，爱乐圈里用老柴、老肖来谈论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什么的，表达的是一种家里人的亲切。
而在那个年代，在我勇敢的姐姐们的戴着军用话务耳机的秘密生活中，为了逃避危险，为了要自由地有尊严地活下去，我们用老柴、老肖来作为一种暗号，一种躲避危险和被检举批判的安全通行证、一种精神流亡的代称。
我还记得她们经常说起的一个名字：马政委。
多年后，我才知道她们口中的马政委不是送她们军用耳机的什么军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勒。
不过，这也太离谱了吧。
我至今仍旧不知道，少女们为什么把多愁善感的作曲家马勒称为政委，在我听了100多种马勒的唱片之后，我仍旧找不到他们之间的任何联系。
所以，当年，那些监视者和告密者们肯定也不会从马政委这3个军事管制般的字中闻出些微资产阶级反动、离愁的异议气息，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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