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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等普通汉字，若有若无、隐隐约约地“寄存”
在大脑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召之即来，临时凑合，用毕解散，各归原处。
简言之，讲汉语的人是“记字不记词”
。
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赋予了汉语许多方便。
于是，问题便归结为，一种语言的“词汇量”
究竟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假如完全根据词典而定的话，英语显然就捡了个大便宜，而汉语便颇有些“傻帽”
——谁让你不收呢？然而，这样的比较能说公平合理吗？
汉语中根本就没有“词汇量”
这样的说法，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统计出“词汇量”
的大小。
汉语民族衡量文化水平，用的是“字数”
，而不是“词数”
。
一个人只要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可以像玩积木一样，随心所欲地组合出无数个词来。
汉语的“字”
与英语的“词”
，其区别简直就有如白菜萝卜，鲤鱼麻雀，单位迥异，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
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比如，选择某个特定的“文化程度”
如小学或中学为基准，分别审查双方各自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及这一水平所能发挥的作用，则也不妨用来充当一种比较标准。
按照现行的教学要求，小学识字量为2400，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识字量为3800。
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小学还没毕业，就已经“丝毫不会感到有任何阅读方面的困难了”
。
那么反过来，英语民族要想“读懂百分之九十的流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
，究竟需要多大的词汇量，这样的词汇量究竟又要上到“几年级”
才能掌握呢？
我们这里不打算列举具体数据，且看一个“间接”
的例子：纽约市立大学唐德刚教授说，该校十万学生，其中有一半看不懂《纽约时报》。
辜正坤教授指出：“词法、语法的严谨形式虽然有助于西方人陶冶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严谨性，但是由于要掌握这种语言的繁琐形式必须花很大的功夫，因此从学习成本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一优点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了。
我们以幼儿学习一门语文所需要花费的经历和时间来看这个问题。
中国儿童记住2000～3000个汉字，就可以阅读《人民日报》而不会有多少生词。
印欧语系的儿童即使记住了8000左右的单词，在阅读《华盛顿邮报》时仍然会有很多生词。
举例来说，当人民日报出现‘水仙花’这个单词时，中国儿童尽管也许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花，但是他不需查字典就知道这是一种花。
‘水仙’两个字也是常用字，可以帮助儿童判断这种花至少不是**、桃花、牡丹花及许多儿童已经知道的种种花卉。
也就是说，他即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具体的花，他也已经知道：（1）这是一种花；（2）这不是别的所有那些他已经知道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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