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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未能实现。
但在南洋公学退学后便趁机开办了爱国学社。
这种培养“爆裂之材料”
、“革新之先导”
的计划，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中国教育会的办事方针，而爱国学社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引导下，果然成为革命骨干。
当时的进步舆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欢呼中国教育会的诞生。
有人满怀希望地说：中国“犹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则有志之士接踵而起，以教育自任，以开化为职，播革命之种子，涌独立之风潮，大声而疾呼之，冀什一于千百，此诚吾国前途之大幸欤！”
他进一步分析道：“今日言革命决不能出二范围，曰和平，曰激烈。
今日而望和平革命欤？政府昏沉，……和平革命不可得，必出于激烈。”
而激烈革命非“翩翩文士之所能为”
，“则必望于下流社会以为之。
然下流社会杂然无规则，缤然无条理，又决不能奏功”
。
既不能骤兴革命，又不可坐以待毙，所以，“察今日之时，度今日之势，救中国之亡，拯吾民之危，必以教育为第一义”
。
于是高声赞道：“善哉！
今日沪上诸志士之设中国教育会也，可谓洞知病源而施苓术者矣！
吾中国之复兴将于斯焉赖矣。”
[15]
当然，中国教育会又不同于兴中会或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它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并且认识到只能通过“激烈革命”
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它并不是秘密反清团体，其“激烈革命”
主要体现为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和暗中培养革命力量。
立会初期，组织的革命色彩并不明显。
随着形势的发展，激进会员不仅强化了宣传上的激烈程度，而且越来越认识到武力反清的重要性。
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虚无共产思想的影响，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从事暗杀活动的训练和准备，而没有筹划过武装起义。
与其他革命小团体相比，中国教育会还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即在其内部存在着激烈、温和两派，“激烈派主张以学校为革命秘密机关，蔡孑民主之；温和派则以名实应求相副，不如纯粹办教育，培养国民，叶浩吾等主之”
[16]。
所以该会又类似政治联盟，两派各自奉行一套公开或秘密宗旨。
由于这种分歧，双方往往各行其是，温和派不参加激烈派的反清密谋，激烈派也有意避开温和派。
因此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一般不是以组织的名义出现，而是由会中的秘密核心来实施。
部分核心会员所持秘密革命宗旨与整个组织的公开宗旨并行共存。
围绕宗旨及组织上公开与秘密的两重性，两派展开既合作依存又摩擦冲突的复杂关系。
激烈派需借助公开宗旨来保障团体的合法生存，以便于活动，贯彻秘密宗旨，温和派则需借重激烈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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