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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惟日夜祷祝压力之日益甚，使抵力日益强，夫而后度尽全国奴隶根性，而我黄帝文明之子孙可自立于二十世纪之天地也！”
[19]显然，反对清政府及整个君主专制制度已成为其思想主导，排满革命口号呼之欲出。
温和派领袖叶瀚的经历则反映出这一类人政治态度的变化发展。
叶字浩吾，上海格致书院肄业生。
早年入鄂省张之洞幕府。
戊戌期间，与汪康年等筹办浙学会，下设格致、时务、农学、蒙学四会，一面“为将来团练张本”
，一面抵拒康有为的“南海伪学”
“侵入浙界”
[20]，俨然为浙学领袖。
正气会成立时，他以革新派身份加入。
[21]后来唐才常另筹自立会，由他继任正气会干事长。
[22]1900年7月26日，在中国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担任主席，7月29日第二次大会时，当选为书记。
1901年，应庞青城之聘，出任浔溪公学校长。
[23]上述经历表明，他不仅是一位在清末江浙知识界，尤其是开明士绅中颇具影响的人物，而且总能与时俱进，始终置身于政治的前沿核心。
作为中国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不仅积极兴办教育，对激进派的活动也予以配合支持，义务承担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的教职。
《苏报》案发生之际，他冒险前往爱国学社劝章炳麟等“留此身以有待”
[24]，后来又与身陷囹圄的章炳麟等时通消息，并亲自迎接章氏出狱，陪同其前往中国公学。
[25]他们与激烈派的分歧，主要在于行动步骤与策略。
正如蒋维乔在更改宗旨意见书中所说：
陈义至高，实行至难之事，惟有躬先蹈之，以倡天下。
断无自己不为，而以空言号召即能成事者。
诸君子手无缚鸡之力，而日以暗杀望人，身为穷措大而日以共产望人，何其颠倒谬误，一致此欤？
诚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他们与梁启超等人还有相通相似之处，如所谓人民程度问题，蒋维乔说：
况中国人程度之浅，不可以道里计。
诸君子未尝一一研究，而欲骤语以至高之主义，譬诸执负贩细人而语以哲理，其谁听之？且诸君子亦尝以至高之义施诸年少学生矣，血气未定，文字未通，而导以革命事业。
彼青年者，喜其言之便于肆意妄行，而实行家庭革命者甚多，而满洲政府则依然也。
因此他断言：“教育未普及，民智民德未进步，而语以至高之义，则有百弊而无一利。”
[26]姑且不论这种认识的是非正误，即就论点本身而言，也不能与保皇派的政治主张相提并论。
他们把改革当成革命的前奏序曲，通过改革为革命创造条件，造成最终推翻专制统治的力量与形势，而不像保皇—立宪派那样，多少有以改革抵制革命的意向。
正因为两派基本立场相吻合，才会一致同意将人所共知作为国内革命舆论中心的《苏报》和《警钟日报》收为该会的正式机关报，同时温和派也才会在了解激烈派秘密宗旨的情况下，维持组织的统一。
中国教育会中温和派的思想与政治动向，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该会成员主要是戊戌以后一直活跃于江南政坛的开明士绅，他们大都从事文教新闻活动，与从官场到民间秘密会社的各种政治势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变法失败和庚子国耻的刺激下，其反清情绪日益激化，革命锋芒逐渐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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