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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就是他们革命化趋势增强的具体表现和直接产物。
在留日学界和国内学界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反映出当时中国新兴知识阶层基本或主导的动向。
一个具有秘密革命宗旨和组织核心的中国教育会，适应政治风尚的变化，因而迅速崛起，对1903—1905年间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发生重要影响。
当然，这种转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开始他们的言行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性特征，反映到组织上，便形成中国教育会所独具的二重结构。
然而，辛亥时期，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前，无论是保皇—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在新兴势力中都只占少数，而包括中国教育会温和派在内的趋新力量，则具有数量的绝对优势，成为双方依赖和争取的社会基础。
他们的追求与政治动向，是制约时代潮流主导方向并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些人对于反清革新具有广泛共识，而并不重视政治派属在宗旨策略上的分歧。
他们对各派的政治主张与行为有所权衡取舍，但不一定加入其阵营。
仅仅以革命与保皇—立宪的划分，尤其是以一两位领袖人物的言行为尺度，不仅不能完整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新知识阶层多元化的复杂政治分野，而且很容易简单地从两极对立的角度妄加评判，忽视甚至抹杀大多数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教育会一度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特别是1903年以前，中国教育会会员对梁启超相当崇敬。
曾任会长的黄宗仰作诗赞道：
洗刷乾坤字字新，携来霹雳剖微尘。
九幽故国生魂死，一放光明赖有人。
笔退须弥一冢攒，海波为墨血磨干。
欧风美雨随君手，洗尽文明众脑肝。
[27]
章太炎、马君武等人也对梁启超期望殷而推重甚。
筹建爱国学社时，该会还得到梁启超的捐款赞助。
[28]但这主要是因为1899—1903年间梁启超表现出了空前的激进倾向，他既不排除使用起义、暗杀等暴力手段，又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了排满革命，或多或少离开了保皇的旧轨，而与中国教育会的立场接近起来。
至于蒋智由后来的倒戈，则属于个别人的立场转移。
当然，温和派与保皇—立宪派认识上有相通之处，行动上有时也会同后者搅到一起去。
1905年后国内立宪派活动渐趋活跃，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立宪派更是积极。
是年10月8日，百余人在上海愚园开会，成立江苏学会。
当天张謇并未到会，由中国教育会员屠敬山代为主席，出席大会的蒋维乔等一批会员推举张謇为会长，恽莘耘为副会长，李平书等4人为会董。
该会成立后，东京的革命派报刊予以激烈批评，指责其“依附官场，崇拜资格，几为藏垢纳污之地”
[29]。
其基层组织选举议事时，“多循旧社会资格，故所得者，多庸庸不足道，而少年奇特之士，辄不为其社会所容，横被排挤”
[30]。
但是，学会毕竟也有“以讲学合群之意，立地方自治之基”
[31]的打算，一度遭到地方官府的封禁。
而且有的同盟会员也参加了江苏学会，不能因为中国教育会会员侧身其间，就视为与立宪派同流合污。
对国内合法斗争采取排斥态度，削弱了对民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动员能力，正是同盟会方针策略的重大失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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