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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马克斯·韦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迟疑——的时候，他才会关注社会学的这些理论基础，这是因为他主要关注的是对各种具体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只有当各种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对专门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或者说能够为这样的研究提供工具和手段的时候，他才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一旦他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这样的工具和手段，他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兴趣也就消失殆尽了。
[7]尽管他对方法论做出了各种富有重要意义的贡献，尽管他对社会科学的概念形成过程的任务具有无懈可击的见解，尽管他在一些认识论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寻求正确的批判立场的哲学天赋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他却并不关心用某种可靠的、能够统摄全局的哲学观点，来彻底地强化他的研究结果的学术基础。
实际上，即使就他自己提出的各种主要概念而言，他对阐明其哲学基础也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韦伯所具有的理论局限性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清楚地表现出来的。
当他得到了他所假定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的和无法化约的成分的时候，他对社会世界的分析就戛然而止了。
不过，就这种假定而言，他是错误的。
他那有关个体的富有意义的活动的、作为理解的社会学的关键性观念而存在的概念，根本没有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对某种原初的成分做出界定。
与此相反，它只不过是一个被用来表示某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的、高度复杂和具有多种分支的领域的标签而已。
韦伯没有对被认为是处于过程之中的东西的行动和已经完成的活动进行区分，没有对一个文化对象的生产者所具有的意义和这种被生产出来的对象的意义进行区分，没有对我自己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和另一个人的行动的意义进行区分，没有对我自己的经验和另一个人的经验进行区分，也没有对我的自我理解和我对另一个人的理解进行区分。
他既没有询问一位行动者的意义究竟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也没有询问这种意义对于他那处于社会世界之中的参与者来说，抑或对于一位作为旁观者的观察者来说，究竟经历了哪些修正过程。
他并没有尝试对存在于自我和他人的自我之间的，既独特又基本的关系进行识别，而对于确切地理解认识另一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来说，阐明这样的关系却是至关重要的。
的确，韦伯曾经对一个行动所具有的、主体预期的意义和可以客观认识的意义进行了区分。
但是，他并没有沿着这种思路继续下去而认识到更多的区分，因而既没有注意到一位解释者在修正意义的时候所使用的各种方式，也没有注意到各种我们的伙伴们在对于我们来说是给定的概念方面的视角。
但是，就我自己的行为的意义结构，我直接经验到的我的同伴们的行为的意义结构，以及我只能非常间接地加以认识的那些纯粹作为我的同时代人，抑或甚至是纯粹作为我的前辈而存在的行为的意义结构而言，这里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的。
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世界根本不是作为某种同质的对象而给定的，而是通过某种由各种视角组成的复杂系统而给定的。
比如说，当我和我的伙伴谈话的时候，我的同伴和我便具有了有关对方的，既密切又内容丰富的经验，而对于一位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来说，我们则都是通过某种“平淡”
和“匿名”
的氛围而表现出来的。
在其所进行的确立意义和解释意义的活动之中，这种个体会把这些具有视角性的缩略过程（perspektivishceVerkürzungen）都考虑在内，因此，它们也都是各种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在这里，我们所指涉的并不是各种存在于不同的人在考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所采用的不同立场之间的差异，而是指存在于我对我自己的各种主观经验的解释（自我解释）和我对某个其他人的各种主观经验的解释之间的、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无论对于正在进行活动的自我来说，还是对于正在进行解释的观察者来说都是给定的东西，不仅包括这种单一的、富有意义的活动和它所从属的意义脉络或者意义形态，而且还包括这个具有整体性的、处于经过充分分化的各种视角之中的社会世界。
只有通过这样的洞见，一个人才有可能理解，另一个人的自我究竟是如何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意义上被当作某种理想类型而得到把握的。
韦伯无疑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问题，不过，只有当它们对于他自己的研究意图来说必须进行分析的时候，他才对它们加以分析。
正像我们所有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人，都假定存在着一个合法的、与有关我们的理解过程的各种概念相一致的外部世界那样，他也天真地认为，社会世界的各种现象作为某种主体间际的一致同意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在单纯的生活过程之中，我们都是直接把我们的活动当作富有意义的对象来经验的，而且，作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自然观点的组成部分，我们都认为，其他人也都是直接把他们自己的行动当作富有意义的对象来经验的——他们这样做所采用的方式与我们如果在他们的位置上这样做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并无二致。
我们还相信，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对其他人的各种行动的意义进行的解释都是正确的。
不过，当人们以未加任何批判的方式把各种常识性假定引进到一门科学的研究手段之中去的时候，它们通常便会进行报复。
这种报复有可能是通过各种逐渐在这门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中蔓延开来的含混不清表现出来的，进而对研究工作产生某种负面的影响。
它也有可能是通过下列失败表现出来的，即研究者未能看到表面上大相径庭的各种现象实际上从属于同一种类型，这种失败是由研究者没有透过表象而洞察到正在讨论的这些现象的根源造成的。
如果说任何一门科学都面临着这种危险的威胁，那么，它对社会学的威胁尤其巨大。
因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
因此，假如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各种常识性概念构成的，那么，对于社会学来说，放弃对这些“不证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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