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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达到使我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理智化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有依据地提出新的教育政策，而这些教育政策并非适合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和任何时代的万能之策。
即使是同一个教育问题，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人口等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法。
因此，比较教育学家应当结合本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改进教育政策，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教育发展的特色道路。
3.相关因素的鉴别与验证
在提出政策建议后，比较教育研究者需要从政策中演绎出政策将会产生的结果，而这需要验证所有影响政策结果的因素，包括教育结构本身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背景因素。
验证时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基本条件和背景的验证，即详尽地描述和分析教育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背景因素；二是确定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三是对这些决定性因素做出认真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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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资料的收集、分类和分析，霍姆斯建立了他自己独特的资料分类框架。
4.预言
霍姆斯强调，“问题法”
的最终着眼点应该在预言，正如反省思维的最后阶段在于预测和验证一般。
他认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在于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解决某一教育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或做出某种切实的预言，而不是仅仅对教育进行一般的乃至详尽的描述或对各国教育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与解释。
可见，在霍姆斯看来，预言就是在明确问题、鉴别验证相关因素和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之后，提出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
此外，霍姆斯还特别强调应当避免在预测中容易产生的误导。
一是避免把预测限制在因可量化而显得容易进行的范围；二是要避免不对等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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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分类框架
为了帮助比较教育研究者有效地筛选、鉴别与具体问题紧密相关的因素，并且排除多余的因素，使研究者有可能精确地描述和测量实施政策的特定国家的环境，霍姆斯结合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典型模式”
“批判二元论”
，建立了他自己独特的资料分类框架，即比较教育研究收集资料的四种框架模式。
1.规范模式（ern）
主要包括影响各国教育问题的信仰、宗教、哲学、政治观念和道德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资料。
霍姆斯指出主要可以通过经验性方法和哲学推理这两种方法来建立规范模式。
2.体制模式（institutionalpattern）
主要包括影响各国教育问题的，特别是制约教育制度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政党组织、法律制度以及各利益集团的组织结构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资料。
收集体制模式方面的资料有助于在国家背景下理解教育。
具体而言，一是可以了解各国教育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二是可以明晰教育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关系。
3.精神模式（patteres）
主要包括影响各国教育问题的传统观念、民族意识和文化特征等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料，这与萨德勒笔下的深深根植于一个国家文化、传统中的“活的精神”
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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