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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中心”
的思想,并用其实用主义理论为教育生活化做出了理论化的诠释;蒙台梭利则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儿童建设理想的和平社会,并在幼儿教育的实际中努力践行着这种理念。
第三,在借鉴、融合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了本土化的课程理论。
民国中后期,中国幼儿教育家们在借鉴和融合杜威教育思想的同时,也积极地开展幼儿教育实验,力图改变当时中国幼稚教育领域存在的“外国病”
“花钱病”
和非科学化问题,并最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课程理论,包括陈鹤琴的“活教育”
课程理论和张雪门的“行为课程”
理论。
第四,先进的课程理论和实验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推广。
经过以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和张宗麟等为代表的幼儿教育家们的努力,中国学前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不仅颁布了全国性的《幼稚园课程标准》,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化的幼儿教育思想和课程理论,而且幼稚教育的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肯定和支持。
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幼稚教育方面的规程和法令,要求全国各地遵照执行。
在各方的努力下,当时全国的幼稚园数量由1929年的829所增长到1936年的1283所;在园儿童数量也由1929年的31967人增长到1936年的79827人,人数增长了两倍多;幼儿园教师数量也几乎翻了一倍,达2607人。
[3]而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幼儿教育事业日趋衰落,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有所好转。
三、新中国初期“以俄为师”
的幼儿园课程发展阶段(1949—1978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自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强的发展道路。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向苏联学习,而在教育领域,也走的是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之路。
跨国吸引阶段: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面对内忧外困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亟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尽快走上独立富强之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并没有经验,国内也无成例可借鉴,而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种情况下,学习苏联经验成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内在动因方面:快速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使中国社会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实情况看,并不能让人乐观,当时民生凋敝,经济和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政治制度和社会架构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破旧摊子。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
外化潜力:苏联在科技和文化教育领域成绩斐然。
反观苏联,自1922年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苏联建立了工业化的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体制,由原来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苏联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苏联成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心,成了为其他民族和国家照亮道路的火炬”
[4],苏联的发展模式成为当时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对象。
而1949年10月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就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
;“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
[5]由此,全面向苏联学习也成为科技文化和教育界的发展方针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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