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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鉴西方幼儿园课程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一）中国幼儿园课程模式的建构需要有国际化视野
当今世界，交通和通信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小了许多，世界已成为地球村，任何一个地点发生的事情像波浪一样，很快冲击到其他地区。
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L.Sklair）认为全球化观点的中心特征在于“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即从国际（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说明，而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从全球（跨国）的角度去加以研究”
[3]。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能解决的，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
这种相互合作、彼此协调、共同发展的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要求我国的早期教育改革必须置身于全世界的大环境，用全球性的眼光来分析、判断和决策，并将它与整个国际社会联系起来。
然而，在这股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中，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是否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
？幼儿园课程改革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应该积极学习其他优秀的幼儿园课程，融入当前世界早期教育改革的浪潮；另一方面，应该注意避免在紧盯着他人的时候丢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中国幼儿园课程模式的建构需要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教育和课程的功能在于传承文化、培养和塑造人，要传承哪些文化要培养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是国家通过法律、法规规定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迈克尔·W.阿普尔（Michaelle）认为，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社会权势者依据某一选择或组织原理而做的意识形态上的抉择。
[4]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权势者通常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对教育和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方面的规定实质上代表了统治阶级的价值需求，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
反观近现代中国幼儿园课程的百年发展历程，更能明显地感受到国家意志在其中扮演的无可替代的角色。
中国的幼儿园课程产生于清朝末年，清政府创办学前教育的直接原因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败给了曾经落后的日本。
这促使清政府关注是什么让日本变得强大，在派大量人员留学日本考察之后，清政府发现，教育是日本迅速强大的重要因素，而要办教育必须从启蒙阶段抓起。
20世纪初，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模仿日本的幼儿园的课程兴盛起来。
幼儿园课程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幼儿园课程的目标、内容均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
几乎照搬照抄了日本1899年的《幼儿园保育及设施规程》，这体现了清政府试图“洋为中用”
，走日本教育的发展道路的目的。
课程内容中包含的“忠君爱国、忠孝节义之事”
体现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宣传的主要思想。
在强烈的改革意志和民族意识的影响下，统治阶级要求创办新教育，反对传统的旧教育。
陈鹤琴的单元课程和张雪门的行为课程是符合时代需要和统治阶级意愿的进步的学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新形势下社会对于人才结构和类型的需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一时期幼儿园课程领域的变革和发展也正是在党和国家教育政策和方针的指引下进行的，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意志。
（三）中国幼儿园课程模式的建构需要有“课程自觉”
所谓“课程自觉”
，其实是笔者从“文化自觉”
一词借鉴而来。
对于“文化自觉”
，哲学家汤用彤认为其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传统中的人群，对自身文化的起源、形成的过程以及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发展趋势等，能做出认真的思考和反省。
[5]中国幼儿园课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在表现，如果要获得更好的发展，也需要这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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