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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公共图书馆使命理解的加深、新技术的运用、阅读推广活动的大量开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推进、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等，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任务数量和质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还有一些图书馆在馆舍扩建后，也没有相应增加编制，更使得图书馆的专业人员数量吃紧。
一些公共图书馆把技术运用作为减少人力、减轻工作的手段，殊不知新技术的运用往往是需要增加而不是减少专业人员，如数字技术的运用，尽管增加了读者获取信息的便利，扩大了读者群，但并不会使公共图书馆的到馆读者减少，因而结果是使得图书馆必须在保持原有专业岗位的前提下，增加一批有IT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员岗位。
由于公益性岗位经费与事业编制人员经费在管理上稍有不同，一般都以公益性岗位编制数乘以人均定额来一次性计入年度预算，一旦发生超支需由图书馆自己解决。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节支，也就由图书馆自由支配。
所以，公益性岗位编制的多少，对图书馆平衡经费关系甚大，如果发生超支，图书馆很少有其他资金可用来弥补。
争取公益性岗位与争取人员经费实质相同。
图书馆要做的工作主要有：按照工作任务的数量和质量，核定各部门的岗位职数，按开放时间和工作任务计算出工时数，以此得出需要的工作人员总数，与现在编制数（包括事业编制和公益性岗位编制）进行比较，差额部分就是需要争取的公益性岗位的数量。
不要以为这些计算可以随心所欲，人事部门、财政部门在数据计算上比我们更专业，因此，我们的计算还是实事求是为好，让人事部门、财政部门既看到我们作出的成绩，又认可我们的诚信，这对经费争取工作会有帮助。
由于公益性岗位编制的核定几乎每年都有，而且毕竟公益性岗位与事业编制的人员在管理上要求不同，相对于各地编制委员会核定公共图书馆事业编制的严格程度而言，公益性岗位编制的核定相对较为简单和宽松。
3.购书经费的争取
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是公共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基础条件之一。
李国新教授在考察日本公共图书馆后撰文认为，日本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达，与法律对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的保障有直接的关系，如规定公共图书馆图书的最低藏量不少于5万册，开架册数的最低标准不低于人均2.5册，年新增图书不少于开架册数的18～17[14]，并认为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必须超过“临界水平”
，否则形不成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对读者的持续吸引力，都是无效投入，形成了浪费[15]。
大多数领导并不了解购书经费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和对读者的吸引力有如此大的关联，甚至不了解公共图书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并不奇怪，而只是提醒我们需要做好宣传、解释和争取工作，也需要我们拿出工作成绩。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向政府争取增加购书经费的报告中，需要有以下几个要素。
（2）需要寻找国外数据。
这可以在相关文献中寻找依据，提请领导注意国外对公共图书馆的重视和公共图书馆的作用，正视国内图书馆在购书经费上与国外的差距。
由于国内财政实行“分灶吃饭”
，还没有完全走出建设型财政圈子而真正成为公共财政体系，绝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的年度经费预算不可能会宽松，这是体制的综合结果。
2010年，国内人均公共图书馆经费不到5元（按13亿人口计算，下同），人均购书经费为0.84元[16]，是2008年美国人均购书经费的3%，英国人均购书经费的3.4%，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人均购书经费的水平[17]。
（3）需要纵向数据支撑。
如近几年本馆购书经费的拨款情况、使用情况，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形成对比，效益上升则成为增加购书经费与读者利用相对应的理由，效益下降则成为文献资源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而需要增加购书经费的理由。
（4）需要横向数据对比。
如与本地区经济社会水平相近的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的数据，以反映本馆购书经费的不足。
主管部门对这类数据很敏感，而且关系到面子问题。
笔者在申请购书经费时，发现主管部门在其他指标上都以深圳、杭州、东莞等城市为参照，因此请深圳、杭州、东莞等城市的图书馆提供了购书经费数据。
后来听说在讨论增加本馆购书经费时，就有相关负责人说我们至少不能低于某某市吧，结果申请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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