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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他看来，似乎三者之间并无桥梁可渡。
物体不能产生精神，地位、财富不会带来学识；仅仅通过理智无法达到信仰，通过知识亦无法达到上帝。
理性在此是无力的、无用的。
所以，他说：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超乎它之外，不然它就是脆弱的。
他认为：“最符合理智的，莫过于这种对理智的否定。”
[17]我们必须懂得在必要的地方怀疑，在必要的地方肯定，在必要的地方顺从。
如果从信仰与理性关系这个角度分析宗教情感或信仰的根源，我们看到它常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感到凭自身的理性和知识不能克服和排遣人间的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如拉罗什福科讥讽自己时所说：哲学能战胜过去和未来的痛苦，却要被现在的痛苦所压倒。
帕斯卡尔亦说，全部哲学抵不上一小时的痛苦。
也就是说理性与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而人生的问题，人生的目的、意义、出路诸问题是远比知识的问题更重要的。
人不是为了知识而存在，相反知识是为了人而存在，求知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则是对理性认识本身的怀疑，感到理性在求真的领域里亦是软弱乏力的。
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也同样会产生这种感想，牛顿在晚年潜心宗教，爱因斯坦也说：“任何一位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
这样研究科学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但这种情感同一些幼稚的人所笃信的宗教实在是大不相同的。”
[18]
这两方面都源自对理性的怀疑，常常是：理性衰微的时候，信仰就滋生了。
信仰与理性时常存在着一种此起彼伏的关系。
当然，从任何一点都可以走向相反的两端，这在后来法国的存在主义流派中表现得很明显：同样是怀疑和否定理性，怀疑和否定客观必然性，既可以由此更加从内心去皈依和呼吁上帝（如马塞尔），也可以激烈地否定上帝，而采取一种悲剧式的反抗和战斗姿态（如萨特）。
在当代西方，理性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最具理性主义色彩的哲学派别，也渗入了非理性主义的特质，例如新黑格尔派。
他们大多是从强调直觉、情感的方面继承和批判黑格尔的。
甚至理性最引以为傲的数学也陷入了困境：发现自己也缺乏绝对的确实性。
企图概括一切的形而上学普遍遭到拒斥。
哲学的工作常常变成一种医治和分析，理性所从事的工作似乎就是要破坏和摧毁理性。
人们越是寻求绝对确实性，就发现自己的领域越是狭小，而且显得对人生隔膜和冷冰冰。
人们到处在寻求可靠的立足点，却发现脚下的土地到处在崩塌。
人们不能不越来越谨慎，黑格尔式的乐观和自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三百多年前从宗教的束缚下摆脱出来的一次理性主义的胜利，到现在早已失去过去的强劲之势。
它曾经席卷了几个世纪，产生了灿烂辉煌的果实，但现在似乎已只是在处处转入防御和保卫自己。
然而，实际上，在它胜利进军之初，就已经有一种阴郁的、怀疑的声音出现，这就是我们在帕斯卡尔那里听到的。
康德是依据理性来考察批判理性能力，黑格尔则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一次壮丽的回光返照，在黑格尔时代，就已经有克尔恺郭尔起而抗议了。
无神论者尼采在19世纪末宣告上帝死了，有神论者克尔恺郭尔说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对作为理性和价值之基石的崩溃的同一种预告。
会不会有人又出来宣告上帝的诞生或复活呢？确实有一些人预言21世纪将是宗教的世纪。
信仰是否能重新在它自身中凝聚力量，像一只再生之鸟一样重新在人们心中翱翔呢？那么理性呢，理性能够重新建设起壮观的大厦吗？抑或理性与信仰能重新达成和解？
[1]《思想录》，布码60，拉码6。
[2]F.Mauriaced.，ThelivingthoughtofPasewYork，1940，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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