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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谈论对上帝的谦卑只是出于一种虚荣，他们谈论谦卑、虔诚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谦卑和虔诚。
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假装的谦卑，是一种骄傲。
这特别是指那些耶稣会教士，那些顽固自傲的天主教徒。
而不在怀疑中谈论怀疑主义的人则是指蒙田等哲学家。
在帕斯卡尔看来，结论应当是要真正的谦卑而不是谈论和假装谦卑，要通过怀疑怀疑主义从而达到对上帝的肯定。
帕斯卡尔说，人们对真正的精神信仰的麻木不仁已经到了我们最感兴趣的地步。
他在这里产生了某种犹豫。
一方面他感到困惑，自问如果人不是为了上帝而生，为什么他又只是在上帝之中才感到幸福呢？而如果人是为了上帝而生的，为什么他的思想言行又如此违背上帝呢？另一方面，他又想寻求这样一种解释，即人对真正的信仰的麻木不仁也许本身就是主的安排，甚至有些人临死都不关心自己的被判决，这正是上帝手掌的分量，不仅那些寻求上帝的人的热诚可以证明上帝，那些不寻求上帝的人的盲目也可以证明上帝。
但这一解释可能仍蕴涵着很大的困难，上帝为什么要如此造人呢？难道上帝是有意使这么多人陷入盲目以便惩罚他们吗？[5]
帕斯卡尔在正面论述人应当寻求上帝时，退到了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等人同样的出发点上。
他也认为，人人都寻求幸福，这是没有例外的。
霍布斯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人对人是狼”
的自然状态，从而推出他的社会契约说及国家的理论。
他期望在人间解决人的问题，由人自己来解决人的问题，通过人自己的某种社会安排来达到幸福安全。
斯宾诺莎则由此论证要以理性克服情欲，以理性去认识上帝（自然），向往一种沉思的美好生活。
而帕斯卡尔则从同样的出发点来论证信仰上帝的必要性。
帕斯卡尔说，无论人们使用的手段是多么不同，但全都趋向这个目标——寻求幸福。
使某些人走向战争，另一些人没有走向战争的乃是这同一种愿望。
人的意志除了朝向这个目的而外，就绝不会向前迈出最微小的一步，这就是所有人，乃至那些上吊自杀的人的动机。
可是，在如此悠久的岁月中，却从不曾有一个无信仰的人到达那人人都期望着的幸福。
大家都在抱怨：从君主到臣民，贵族到平民，老人到青年，强者到弱者，智者到愚人，健康人到病人，不分国度、时代、年龄和境遇，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幸福和安宁。
这就很可以令人们信服：人们是无力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美好的了。
各个人既不能依靠自己达到幸福，那么能不能依靠联合，依靠社会达到自己的目标呢？帕斯卡尔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说我们要想依赖我们同类的那个社会，就显得很可笑了：像我们这样可悲和无能，他们是不会帮助我们的，我们终将孤独地死去，因此我们就必须像我们是孤独者那样去行事，像孤独者一样向上帝求助。
善也不在于社会的善，不在于社会的改革和日臻完善，唯有上帝才是人类真正的善，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上帝的地位。
帕斯卡尔还认为，精神自然而然要信仰，意志自然而然要爱慕。
从而在缺少真实的对象时，它们就非附着于虚妄不可了。
就是说，需要信仰，需要归宿，这是人的精神的一种本能的倾向，而与其把它落在虚幻的目标上，倒不如使它落在真实的对象上。
但只有上帝，耶稣基督的上帝才是真实永恒的对象，其他都虚妄无常。
对于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帕斯卡尔还颇为奇特地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试图来证明上帝存在，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想证明我们应当相信上帝存在，即我们“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
。
这种方法就是打赌的方法，一种似乎毫无理性、与上帝风马牛不相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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