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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以暴力夺取政权之后，也还要“继续革命”
。
终于，我们经过了百年历练。
我们最后也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近一二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
但这是不是如黄仁宇所说，必须先经历一个为现代化解决上层建筑、再解决底层基础的过程，才会有如此的经济斩获？无论如何，不用等到“世纪末”
，中国在激烈的“文革”
之后，制度环境转趋温和，在经济上也开始起飞了，开始跟上了同样也在经历转向的“世界”
的步伐，今天人们的生活也比以前富裕多了。
但是，中国在有些方面是不是还站在一个世纪之前的起点线上，在宪政实践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是不是甚至还有不如当年之处？
为什么是萨特？这样一个外来思想接受史的问题，一个能够折射出我们深层心态和政治生态的问题，仍然还有许多暧昧不清之处。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联系我们内部的思想政治接受史的一些问题来思考，比如像为什么是鲁迅？在20世纪最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或成为其话语象征的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梁启超或胡适？又如为什么是毛泽东？20世纪先在党内、后在国内取胜的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
如何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
如果用80年代初中国年轻画家一幅画的题目来描述萨特的突出特点：“他是他自己”
，加缪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真实的人类的精神，一种尊重人性和人道的精神，而最关注世界，最具有冷静的世界眼光的则非阿隆莫属。
阿隆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应该说是一个遗憾。
他在这方面有许多撰述，而且多是围绕着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展开。
阿隆“二战”
前还在德国科隆大学访学时就写了一些有关和平和战争的文章，后来有不少专著如《大分裂》、《连锁战争》、《大辩论——核战略》、《战争与工业社会》等。
而最为惊人的是阿隆数十年来为报刊写有数千篇时评和社论，差不多每周都至少一篇，这些文章有不少涉及欧洲时局和国际政治。
但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两本著作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1963）和《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
施密特批评其书说“我钦佩你精辟的论证，使不可究诘的矛盾现象真相大白”
。
基辛格评论说：“深刻、文明、杰出和晦涩。”
施特劳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就他所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是现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一本书。
阿隆最早谈到“铁幕”
，指出冷战时期世界性的“和平将不可能，但（世界性的）战争也不大可能”
（Paiximpossible，guerreimprobable）。
因此，可以将冷战视作世界大战的替代而非其准备和征兆。
而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世界性的“战争不可能，和平则不大可能”
（ossible，pealikely）。
我们也许毕竟还是比昨天前进了一步。
阿隆总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来思考国际政治，优先考虑如何避免战争，优先考虑尽力争取和平的可能性。
他说，国际关系有一个区别于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特点：它们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开展的，或者说它本质上包括战争与和平的交替。
这种观点继承了古典哲学的传统。
这就是古典哲学中常见的一对矛盾：政治艺术教人在集体内部和平地生活，又教集体（对外）在和平中生活，或者——在战争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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