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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两年重读完这位已经故去的智者的回忆录，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分。
他离我已经相当遥远，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会想到日后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人在读着他的文字时所感到的亲切。
这是一个老人，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也写着“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
从总体上说，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欧洲人所创造的文化。
其丰富、博大、深刻乃至特别的痛苦和渴望使我怦然心动。
我是在人类的意义上、也是在个人的意义上感到这一点。
这甚至使我感到痛苦，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轻易改变自己。
集体能否合法杀人？
萨特和加缪都被视为“存在主义者”
，阿隆不在此列。
存在主义对世界与个人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世界是荒谬的，偶然的、无根据的、非定命的，因而，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承担起自己的命运，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但是，这是怎样的命运和责任呢？
在我看来，加缪的全部思考实际上都是要回答陀思托耶夫斯基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帝死了，人是否什么都可以做？”
加缪的荒谬哲学就意味着“上帝之死”
。
近两千年来一直是上帝使世界有意义、有条理、有根据甚至有目的，但是，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对“世界末日”
、“最后审判”
或“千禧年”
的等待，疑问重上心头：上帝真的存在吗？
“上帝死了”
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含义也就是荒谬。
世界失去了根据，失去了意义。
有人用日常生活的、尤其机器时代的烦闷和痛苦来证其无意义，但如果有上帝存在，即便是枯燥的日常生活也仍然有意义，痛苦也仍然有意义，关键是要有上帝。
自从西方人开始信奉耶稣基督，差不多有两个“千禧年”
过去了。
然而上帝一直不来。
于是，这还不是上帝离我们是否距离更拉远的问题，而是上帝究竟是否存在的问题。
上帝一直不来，一直没有任何显现的痕迹。
如果上帝死了，甚至不是“不在”
，而只是“不来”
。
那人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是否像贝克特的话剧《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一样单纯地等待？或者更严肃地以自杀的方式提问和答疑——但那可能是过于严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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