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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一致，在统治少数民族，拓展和有效管辖辽阔疆土的策略上，至少就清前中期而言，他们也已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满人特性和传统，如尚武重骑射，实行满蒙联盟，重视喇嘛教，允许一定程度的多元文化并存，乃至自觉抵制好虚文之“汉习”
，等等，其超越前朝的统辖成效不仅为今人所熟知，也早已为清朝满人皇帝自身所自觉。
不过清朝皇帝的此类自觉，往往又与认同“中国”
和希望被汉人士大夫真心接受的心理有直接关系。
如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就针对视满人为夷狄，不愿接受其为“中国之主”
的汉人士大夫代表曾静等人，理直气壮地自赞清为中国扩展疆域的汗马功劳，其言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
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在《大义觉迷录》中，为了说服那些仍然反清的汉人士大夫，雍正有时不得已也偶尔使用明代时狭义的“中国”
概念，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以“中国”
自称的，或者说其对“中国”
一词的绝对主要用法，乃是将满人等族群自身也包括在内的、扩大了范围且古今贯通的“中国”
含义（绝非自外于中国）。
至少康熙中期以后，就是如此。
因为其所谓“本朝”
或“我朝”
乃至“天朝”
，都是“中国”
朝代的自承之称。
所以雍正在谕旨中又特别指出：“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
[26]只要反复阅读《大义觉迷录》，总体上把握其完整内涵，并参照其他官文书，就不会对其所使用的“中国”
一词的主要含义发生误解。
[27]不仅如此，雍正还强调清朝结束战乱，实现新的大一统是“大有造于”
中国，所谓：“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矣、至矣！”
[28]可见他不仅认同于“中国”
，还以满人能够建立“中国”
新朝代并得以再造“中国”
，实现其开疆拓土的发展为之自豪。
实际上，清朝满人统治者的“中国认同”
，就是在与各民族特别是与汉人复杂的矛盾合作关系中，逐渐发展并得到深化的。
这一认同，既以满、蒙古、汉等民族政治合作为基础的“大一统”
之实现为其条件，又以文化上的多元并存、不断融合和对外维护其整体尊严为鲜明表征之一。
1727年，在召见西方传教士，驳斥罗马教廷关于信仰天主教就不能祭孔祭祖的规定时，雍正就曾以“满洲人”
身为中国人的一支而自豪，并因此坚定地以中国文化的“护法”
自任。
他郑重表示：“作为一个满洲人……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象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喇嘛教最接近尔等的教，而儒教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
尔等错了。
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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