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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727年，康熙皇帝关于罗马使节来华告示的谕批[35]
在这些现存的文书里，康熙反复告诫罗马教皇的使者和在华传教士，“辩论道理，语言必重。
尔西洋人自己流入异端之处，自己不知，反指中国道理为异端，及至辩论之处，一字又不能回答”
，实在轻狂可恶；要想在中国传道，必先学会中国语言、尊重中国的文教义理，采取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即所谓“随利玛窦规矩”
，“依中国的律例”
方可，否则“断不许在中国居住，必逐回去”
。
[36]他不断谴责教皇来华使者“不通中国诗书、不解中国文义”
，却“妄辨中国道理”
，“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
的荒唐，声言“中国人不解西洋字义，故不便辨尔西洋事理，尔西洋人不解中国字义，如何妄论中国道理之是非？”
而且“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人所可妄论”
[37]云云。
不仅如此，他还表示：“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
[38]以此，康熙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中华帝王”
维护国家法度和文化尊严的严正立场。
由上述14通文书可知，康熙帝四十五年至五十九年（1706至1720年），在日常政务活动中使用汉语汉文，并在与来自西方的外国人打交道时，已习惯以作为国家名号的“中国”
和“中国人”
自称，且坚守儒教敬天法祖之道并视其为“中国之大理”
，这实在可谓不争的事实。
它与赵刚教授所指出的1712年康熙上谕里自称“我中国”
以及《清圣祖实录》里所载关于尼布楚界碑文里与俄罗斯国对等划界的“中国”
国名使用，还有笔者前文提到的《清圣祖圣训》里在与朝鲜国并列、平等勘定疆界意义上使用“中国”
国名的其他材料相互印证，均可说明“中国”
已被康熙帝用作为应当有明确疆土范围、实与其他邻国并存的国家名号（尽管内心深处难免仍存“天朝”
的虚骄）。
目前，海内外学者谈论有关清朝的“中国”
认同问题时，均很少使用康熙朝有关“中西礼仪之争”
的这些材料，甚为遗憾。
至于康熙帝那份以满汉双语拟定的著名遗诏里自称“中国至圣皇帝”
，更是为研究清前期政治史者所熟知的史实。
此种满人认同“中国”
所表现出来的满人主体性，同样是体现清朝特性的满人主体性之重要内容，自然也是关心满人族群认同的美国一些“新清史”
学者所不当忽略和回避的问题。
[39]至于后者中有人把满人的某种族群主体性地位与所谓“族群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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