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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94]1902年，在著名的《新民说》中，梁又指出：“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
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95]这里所谓个人独立，即谓养成国民的主体性；对外独立，即要建设自主的民族国家。
实际上说的就是对内对外两方面的主权问题。
当时，从内外两方面认识主权的议论是很多的，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上就曾有文指出：“国法上之主权乃政治上加被治者以权力，故生服从之义务。
国际法上之主权则反是，不服从他国亦不能致他国之服从。
要之，国家主权，其体虽一，其用不同。
在于自国，曰国法上之主权；对于外国，曰国际法上之主权。
世所用对外主权一语，即国际法主权之变文也。”
[96]
正因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建设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涵，所以，它在政治上就必然是超越专制政体的近代性或现代性国家。
对此，当时就有人曾予强调：“民族之政治能力常有优劣焉，能由专制政体而进化于民族国家者，则能优胜；不能由专制政体而进于民族国家者，则常劣败。”
[97]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当时一面呼吁“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而同时却主张造就拥有主权即主人翁意识的“新国民”
。
这种打破天下观念，建立以现代国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思想，乃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定“将‘民族’与‘国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
[98]，的确是别有慧识。
当然，现代“民族”
观念和意识在中国的形成，不能仅以现代意义的“民族”
等词和概念的出现以及初步使用为唯一依据。
它的最初兴起，也可由其他相关词汇与概念来部分地加以表达和传达。
但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和观念的形成，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漠视现代含义的“民族”
“国民”
“民族主义”
“主权”
“种族”
等词和概念的传播及其彼此互动之历史功能的。
在近代中国，正如许多学者已指出的，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乃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及稍后，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康有为等发起“保国会”
并提出“保国、保种、保教”
三位一体的明确诉求。
而这恰与现代意义的“民族”
概念，以及“种族”
“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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