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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权”
等相关名词概念开始在中国逐渐较多使用起来的时间，正好一致，这当然绝非偶然。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年革命派所使用的“民族”
一词往往与“种族”
混淆，甚至立宪派和其他方面人士也未能完全避免这种混淆（尽管他们中也有人有时对此加以分辨），[99]这与中文里有关“族”
的传统用法当不无关系。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即便是革命派，其最初所理解和使用的“民族”
和“种族”
等词和概念的具体内涵，也远远无法为“血缘”
共同体的内蕴所限定，而实际上往往同时也包含了独立的政治主权共同体以及历史文化共同体等多方面的现代意涵。
这就是这些词汇和概念能够不同程度地参与和影响当时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
只不过其所运用之人关心与强调的重点、范围会因人而异、有所不同罢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正是激于现实的民族危机，通过使用“民族”
“种族”
“国民”
“主权”
，以及“民族主义”
“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
等新概念，从而最终确立了其现代民族观念和思想意识。
其中，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因之开始鼓动“排满”
民族革命；另有一些新知识人，特别是反对“排满”
、主张立宪者则由此看到了国内各民族分裂内乱的危险，并自然激发出一种中国境内各民族一体融合、共同立宪发展和一致对外的“大民族”
情思。
有人将这两种思想取向称之为两套“民族国家建国方案”
。
其持有者虽都高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但对“中国人”
的理解实有不同，故锋芒所向一则针对外部列强，一则针对满族统治者。
[100]而在构建“大民族”
观念方面，梁启超则无疑堪称时代的先觉。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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