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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实、有其意，就需要有其名以副之。
共同体性质的所谓“大民族”
，将用何种名称来表述呢？它与过去中国历史上长期发展延续下来的各民族又是何种关系？对此，梁启超等人起初并不十分自觉。
在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主持创办的《清议报》中，合成词“中国民族”
已不难见到，往往译自日本的“支那民族”
。
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文，又多次固定地使用了“中国民族”
一词，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同时实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所凝成的某种一体性和整体性的含义。
该文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就是以此种意义的“中国民族”
活动来作为主体依据的。
所谓“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
，“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
，“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
，可以为证。
[107]1905年，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梁启超对该词的使用也是此义：“亚洲东南一部分，即所谓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者，实中国民族唯一之尾闾也，又将来我中国民族唯一之势力圈也。”
同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还同时并列使用了“中华民族”
与“中国民族”
两词。
后者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大，它包括了梁氏认为当时尚未完全融进“中华民族”
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百濮族等。
20世纪初，在中国各民族总体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
一词的，并不限于梁启超一人，甚至也不局限于改良派和立宪派。
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意义的新名词，可以说它的出现和初步使用，正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萌生时在语言词汇上的最初反映。
不仅清末如此，即便在民国时期“中华民族”
一词已相当流行之后，仍然有不少人愿意继续使用“中国民族”
一词，来表达相同的含义。
不过，也应当指出，在清末一般知识界尤其是在革命党人那里，“中国民族”
或“支那民族”
一词更多时候，还是被用来指代融汇了众多民族的广义汉族。
在这方面，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登的无作者署名的《中国民族论》一文，可称代表。
该文声称：
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非中国民族不得干与……中国民族者，黄帝一统太古民族以来之通称也。
虽地偏亚东，不得谓之中；权移外人，不得谓之国，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四千余年之血族，聚族于此。
中国民族者，仍祖国之名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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