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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昔载籍，呼曰百姓民族；求外国译书，称曰支那曰震旦民族，皆不合中国之定义。
中国者，无一定国号之国也。
朝三暮四，革命易朝，独中国二字，嵌入吾民族脑筋中如压字机器印入……西哲有言曰，国民者，脑筋中有本族事业之民也。
有民族思想之民其国强，无民族思想之民其国亡。
吾将起吾国民而告之曰，中国民族四字，或坐或饮，或居或游，由小脑入大脑，渡哇落里斯桥，镌刻澄记而不忘，而吾种族始得雄飞于20世纪。
[108]
这种指称汉族的“中国民族”
（当时也称“中国种族”
或“中国人种”
），[109]有时也被用来泛指中国境内现存的各个民族或种族之总和。
如前述梁启超在著名的《中国史叙论》里，就常有此种含义的“中国民族”
之使用（其文中“中国民族”
就包括汉、苗、蒙古、图伯特（藏）、匈奴、通古斯六“人种”
）。
可见，在清末时，两者之间就是容易相互转换的。
这是与清朝时期“中国”
逐渐明确地成为现代国家名称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
进入民国后，就更是如此了。
在西方“民族国家”
（或译称“国民国家”
）观念传入中国和发生影响之初，由于对当时中国各民族之间已然存在和将要深化的内在联系，也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一体性认知不足，加之以“地域”
和“国家”
之名来称谓“民族”
——也就是使用“中国民族”
一词，一方面可指代以国民统合为政治基础的“中国各民族”
，另一方面也可指代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包含其他较小民族在内的一体化融合的大民族共同体，这自然是既便利、又能避免认识矛盾的权宜之策。
不过，随着人们对西方民族国家主义思想了解的深化，对作为主体的汉族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史和融合史认知的深入，“中国民族”
一词，最终还是被既能体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现实政治关系，也能表明其历史文化的内外在关联和一体化发展趋势，并且与现代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微妙差异的“中华民族”
一词所取代了。
当然，这只是就汉语和汉文中的表述而言，而且是民国时代的后话，其间还曾经历过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化和值得注意的认知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在近代西方语言中，而且在近代中国的蒙古文和藏文里，如果不对之加以音译的话，“中国”
或“中华”
两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至今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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