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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
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
以后几年，在其他文章中，他又多次使用“华族”
一词，或称其为“中国民族”
或“吾民族”
“中国种族”
等，可见其当时仍未将“种族”
和“民族”
严格划清。
此种情形，即“民族”
和“种族”
混用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以后。
1905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110]，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
一词（同时简称为“华族”
），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含义，表明他已不再是偶尔的使用。
梁氏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
。
同时，他还分析叙述了先秦时中国除了华夏族之外的其他8个民族，以及它们最后大多都融化进华夏族的史实，以论证“中华民族”
的混合特性。
在文中，他“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
这里“悍然”
一词的自我使用，说明梁氏对此一“断案”
的作出，已然有着相当的价值自觉。
而既然中华民族“自始”
就是由各民族混合而成，那又遑论以后呢？
这一“多元混合”
的民族总体特点的认知和揭示，最先是在“中华民族”
一词而不是“汉族”
一词的使用和理解中完成的。
它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其后的“中华民族”
的现代认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虽然它指称的还是汉族，但却从主体民族融化力之伟大和各民族不断交融化合的历史角度，明确地昭示了其演化的当下趋势：将继续与其他目前尚未彻底融入的少数民族进行融合。
也就是说，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
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终还将是中国未来现代大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如果从今天的立场反观过去，梁启超当时以“中华民族”
一词仅表示汉族，似乎是太不恰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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