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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产历史之大原因也。
[151]
很有意思的是，据笔者考证，邹容《革命军》中使用“国族”
的第二句，实际上系由前一年即1902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一文中“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一节有关文字直接“加工”
而成。
也就是说，梁启超化用传统“国族”
一词较邹容还要略早一年。
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写道：“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
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
此其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
。
[152]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在思想上相互影响之一斑。
众所周知，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揭示“人群进化”
规律、塑造“新国民”
为目标，它强调“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
。
[153]可知梁氏对“国族”
的理解，具有某种将族类、人种意识与国民的政治含义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把“民族”
建立在“国民”
基础之上的内涵，这与现代nation的意思已经相当接近。
在清末，明确以“国族”
来对译nation或nationality的情形也已经出现了。
张君劢可算一个自觉的先行者。
这位崇拜梁启超、经常阅看《新民丛报》的青年人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第一年，编译了一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发表在1906年的《新民丛报》上。
在此文中，他就借助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家约翰·密尔（又译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的学说，来阐释对“国族”
的理解：
国族者何物耶？凡人类之一部，相互间以共同之感情而同受制于自主的政府之下者也。
……凡可以成为一国族者，其根本不一，而其要不出四者：同人种，同血统，同言语，同宗教。
虽然，有其最要者，则政治上之沿革，即共戴一国民的历史，同其怀旧之思、同其荣辱之感、同其苦乐之情，而以往之盛衰起伏无不同之是也。
虽然，凡此数者不必事事皆居必要，亦有即具之而无补于事者。
有人种异、言语异、宗教异，而不害为一国族者，瑞士是也；有宗教同、言语同、历史同，而不克成为一国族者，西雪里岛之于拿坡黎是也。
[154]
张君劢此文系编译自约翰·密尔的名著《代议制政府》，也是他初登思想舞台的首篇文字。
张氏显然很好地理解了密尔关于现代nation建立在公民或国民政治身份（ship）之上、并享有“同国族感情”
的那种现代含义。
因此文中强调：“凡苟有国族之感情者，应结合其人民以立于同一政府之下，然必云自主的者，则以专制之国，固有合数民族而为一国者，然出于君主之箝制，故不得谓为同一国族，且一旦统一者亡，则其民必随而分崩。
惟其自主，乃得谓为真同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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