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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符号，与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而成一大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意义，当时还并未能完全彻底统一起来。
这两者之间合一过程的完成，也即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乃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才得以最终实现的。
[1]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2]最近，考古学者韩建业对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系统论证指出史前时期存在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或者叫“早期中国文化圈”
，认为这是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
的重要基础。
这一观点颇值得注意。
参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严文明“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何志虎：《中国得名与中国观的历史嬗变》，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
[4]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
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5]参见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期。
[6]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
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
[7]即实：《契丹小字字源举隅》，《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
[8]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
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9]参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此文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很有见解，笔者多有参考受益之处。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有高明见解的，还有赵刚的英文文章，可惜笔者读到较晚。
参见ZhaoGainga：ImperialIdeologyandtheRiseofModerioyiweury”
，Moderna，32.1（2006），pp.3-30.
[10]甘德星：《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国立中央大学”
出版中心、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3页。
赵刚在他的“Reiinga”
一文中更早地指出这一点。
满文本出现的使用“中国”
的语句还包括dulimbaigurun-iniyalma（中国之人）、dulimbaigurun-ibithe（中国的文字）、dulimbaigurun-iharangga（中国的所属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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