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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汉民族之领域”
等论调（参见矢野仁一当时发表在日本《外交时报》《东亚》《东亚经济研究》等上面的系列论文，如《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论》（「滿蒙藏は支那本来の領土に非る論」，『外交時報』35卷1號，1922年）等。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就对矢野仁一的论述大加赞扬。
至于当时中国国内学者的有关反驳，则可参见叶碧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
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的讨论》（《国史馆学术集刊》2006年第11期）。
因此有学者批评欧立德等没能明确地与后者的一些说法划清界限，显得不严谨和慎重，尽管两者间存在本质的不同。
姚大力教授虽提请国内学者多关注“新清史”
的长处，切忌政治化批判，但他也明确批评其所谓“大清非中国论”
之错误，不过他似乎并不看重“认同”
视角本身。
参见姚大力：《不再说“汉化”
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
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12日）等文。
[46]陈波：《“中国本部”
概念的起源和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47]关于aproper在19世纪英语中的使用情况，笔者曾查阅ProQuestHistorieers：eers，1832—1953.该数据库包括了《中国丛报》（TheeseRepository）、《教务杂志》（TheeseRecorder）等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创办和发行的12种英文报刊，从中得见19世纪30年代该词即使用28次，较早的一次是1832年《中国丛报》中的使用。
20世纪30年代到最高峰，达934次之多，这与伪满洲国建立后有关的西文宣传有关。
尽管以英美等国为主导的国联在政治上并不承认作为日本傀儡的满洲国，坚持认为其所在地为中国的国土，但对英美语言中aproper一词的使用却长期缺乏反思。
在现代英语中，aproper的使用已越来越少，但当今的有些美国学者，如欧立德等，有时仍然喜欢使用该词。
如其英文著作《乾隆皇帝传》里有幅1780年的大清帝国图，就将中国内地十八省特别总标为angolia，Xinjia并列，见Markper：SonofHeaven，Manman，2009，p.15.
[48]早在顾颉刚之前的1935年，著名史家郑鹤声对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本部”
概念行别有用心之谋，已有明确揭露，指出：“外人为割裂我国计，于地图上‘中国’二字，只书于十八省之上，余均以满蒙藏及土耳其斯坦标之。
外人叙述我国国内之事，则以‘中国人’与‘满人’、‘蒙人’、‘藏人’等对称，其用心昭然。
我国上下，反受其愚，而中其计，竟已有‘中藏’等类大错特错之对称名词，何异自裂我国为若干单位？”
郑鹤声：《应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
[49]在这方面，汪晖对帝国和民族国家二元对立模式的反思，有助于今人的认识。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
部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47页。
[50]为方便认知，特将梁启超那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典型论述完整摘录如下：“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
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
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
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
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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