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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他就认为，以民族主义精神立国，“势不得不攻满洲。
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可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1903年他才改变这一看法。
除了伯伦知理的思想影响外，与他1903年游历美国的观感和康有为当时的有关督导也有关系。
可参见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06]以上所引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7—1070页。
有关内容可参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7]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等人于此时已把“合汉、合满、合蒙、合藏”
等组成的那个“大民族”
称为“中华民族”
，我以为是误解了其《中国史叙说》一文中有关内容的原意之故，不合事实。
参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108]阙名：《中国民族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
作者在题记里称“是篇大致以英人狄罗氏《中国民族盛衰灭亡史》为粉本”
，参考了其他几种日本关于中国民族的著作而成。
名为“译述”
，实则畅达己意。
[109]如夏曾佑著名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就以“中国种族”
指称汉族；刘师培190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称：“中国人民，近世称为汉族。”
[110]不少学者皆谓梁氏此文发表于1906年，辗转援引者极广（可能与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1999年修订本传播了这一说法有关），其实误也。
该文发表的准确时间当为1905年，见《新民丛报》第65—66号，1905年3—4月连载。
此误源自《饮冰室合集》里的“专集”
目录，它标明该文发表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值得提醒的是，《饮冰室合集》里关于梁启超文章发表时间的核定多有不准确之处，需要引用者加以注意。
[111]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页。
也可见《大同报》1907年第1—5号。
[112]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113]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114]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1—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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