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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因少数民族人数“极少”
就称中国人“几乎完全是汉人”
，为“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
的说法，无疑彰显的是汉族的自大，理论逻辑上自有矛盾，难以服人。
所以三年后的1927年，诸青来出版《三民主义商榷》一书时，就抨击孙中山道：“以人口属数目论，满蒙回族人口究占总数百分中之若干，尚无确实统计。
纵如中山所云，汉族占四十分之三十九，其他四族，仅得其一，亦不能说四万万人完全是一个民族。
抬高五族中之任何一族，而抹煞其他四族，以一律平等之义衡之，得非大相刺谬乎？”
[104]
概括起来说，在孙中山那里，“民族”
和“国族”
本来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
“国族”
指的实际是国家的主体——国民之全体，属于纯粹的政治概念，它是否能彻底成为一个“民族”
，尚有赖于血缘、生活、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五种“自然力”
的进一步化合作用。
但由于在中国情况特殊，汉族占国民人口的绝对多数，简直就（仿佛）是“一个民族治理一个国家”
，所以若从国家人民之总体层面来把握中国的整个“国族”
与“中华民族”
这两个概念，其彼此的国人数量之适用范围，“实际上”
又已基本重合。
孙中山这一矛盾含混的“国族”
论，在日后的国民党内部和思想界，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
对此不予深究者，往往从定义上直谓“国族即民族”
，因“孙总理”
如是说，故乐于将两者混用；而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一元论情结者，则必言孙氏所谓“国族”
，实乃指“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
之义，也即同单一“民族国家”
相对应的“国家（民）民族”
之谓，此种“国族”
之下实容不得多个“民族”
并列，因之与后来所谓“多元一体”
论难免冲突。
这一点，不认同那种单一性中华民族观的中共思想家们似多已明白，他们即便是抗战时期也少见使用“国族”
尤其是“中华国族”
概念，应该与此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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