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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历史学家言曰‘民族精神者，历史之成果也’。
盖外受强敌之压迫，内感生活之困难，乃生共同防卫共同生活等（意识），是固尽属历史的产物也。
是以一民族之建设，必以有特殊之历史为第一条件。”
这里所谓的“民族精神”
，其实与梁启超所说的“民族意识”
，已相差无几。
在此文中，作者还引比利时学者Laveleye的话，将受此种民族精神即历史文化支配的民族译称为“政治的民族”
（Politiality），而把由血缘等因素支配的民族称之为“人种的民族”
（ethniality），并认为“人民之文化愈进步，则人种之差别愈减少”
，而由“人种的民族”
渐渐“进化为政治的民族”
，正是民族演进的时代特征所在[115]。
从这里，我们似乎也可看到梁启超所谓“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
一说的某种思想来源。
不过，在怀疑梁启超可能受到《民族精神》一文的有关观点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再一次感佩梁氏接受新观念的迅速和领悟消化外来学说的思想能力之强。
总体说来，梁启超的“民族”
观念，还是在寻求一种主观论与客观论的调和。
几年后，人类学家吴文藻对他的这一努力甚为赞许，称赞他“以演化论之观念，作释义之入手法，由纯粹之客观事实，如血缘关系，自然环境，及经济生活，进至语言、文学、美术、宗教等文化共业为止，殊为独具只眼”
。
特别是其“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
的观点，吴氏更是赞赏有加，以为“颇为生色”
，他甚至认定“氏虽未明言民族为一文化上及心理上之概念，而似早已默许”
。
这后一点，的确符合梁启超思想的实际。
吴文藻因此推崇梁启超的“民族”
解释既“顾及物质条件，又重视文化精神，客观主观，兼而有之”
，认为比孙中山等只重视民族构成的血缘、语言等客观性因素，特别是格外强调血缘因素的见解要高明[116]。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不仅阐述了他关于“中华民族”
认同的民族观依据，对于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和说明，从而拓展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历史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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