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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自觉“铲除汉回间的界线,洗涤汉回间的隔阂,共同一体,尽忠国家,永远消弭隐患”
,才能最终改变全民族的命运,实现共同的发展。
[54]
整体的民族意识,最集中地体现在民族性的自我理解上。
当时的回族报刊就不乏这样的言论:“中华的男儿和奴隶的根性无与;他们是醒狮,要以雄厚的姿态,来对抗敌人,扑灭敌人。”
[55]这种整体民族意识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情感沉淀。
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古老的大地繁衍生息,这份厚重的感情在民族危亡之际往往表现得更为充分。
1938年成立的中国回民协会,便称:“我中华回民皆中国之国民,生于斯、息于斯,与国家有绝对不可分离之关系,绝非外人阴谋谰言所可动摇。
回教人民认为中华民国之休戚,系我全民族之休戚,祸福与共,兴亡有责。”
[56]
抗战建国促进了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广泛播扬。
而新兴民族国家观念的普遍传播则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少数民族也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己任,把实现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回族最大的抗战社团——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就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策动起来,拥护政府既定的国策,一致抗战到底,争取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与生存,这是大时代之推演赋予我们的使命,而不容任何一人可以推卸的。”
[57]1940年3月中国伊斯兰青年协会成立,以作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领导下的回族青年组织,该会在《成立大会宣言》中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号召回族青年:“我们应当加强我们的国家观念,并普遍使回教大众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
在抗战期间,为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而抵抗侵略者势力,正是良好国民和忠实宗教信徒尽到天职的时候。”
[58]
回族著名爱国文化人孙绳武先生曾作《中华民族与回教》等文,对日本帝国主义“以灭亡整个的中国为目的,想把整个的中华民族划分为许多小的单位,以便它来个别地征服与统治”
,“从事于破坏中华民族的统一结合”
之阴谋大加揭露,认定“无论从质或量说,中国回民都占了中华民族的重要部分”
,表示回族人士一定要“憬然于本身责任的重大,要英勇地奋发图强,与各教各族的同胞联合起来”
,以“共同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
。
他坚信:“我国历史发展到现阶段,国内全民族必然要统一结合,而成为一个整个的中华民族。”
[59]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各族人民血肉相连的民族命运和共同的抗战生活,一体情感的传递与感染,在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过程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不过尽管有的回族人士因认同中华民族而一度否认回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承认自己是回教信徒,但更多的人还是既承认自己是回族,又认为自己属于更大的中华民族。
正如笔者曾经指出过的,“一般而言,对于广大的少数民族人士来说,他们的大中华民族国家认同,通常都与其对自身小民族的认同是联为一体的,可以说是一种层次不同而又相互依托的双重认同”
。
[60]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编就,1938年由中华书局发行的大型辞书《辞海》中,也有了关于“中华民族”
的内容。
在“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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