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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40年许多著名学者共同完成出版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一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努力。
该书内收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民族盛衰的史例观》《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民族盛衰的关键》，杨人楩《就历史论民族复兴信念》，方壮猷《从历史上观察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等文，[116]仅从其篇目，就可看出此种思想意图所在。
张君劢在《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等文中，对此种理念也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和发挥。
他反复强调：“世界史上之古老民族，惟有吾中华之历史，未尝一日中断焉。”
[117]中国人聪明的祖先，不仅在思想、政治、制度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创造，“此皆先民一无依傍，自己探索而得，虽在今日尚可变通而适用者”
；而且从历史上看，我民族也能不断融合外来民族，并发展壮大至今，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富于复生之能力”
。
晚清以降，在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虽举步艰难，但任何“伟大民族之改革，不若岛国小邦之轻而易举，必须经长时期之酝酿”
，实属正常，国人正不必因一度落后于日本而沮丧失望、灰心丧气。
他明确认定：“近年之国人激于环球大通后所受之惩创，反而自鄙夷其文化，若已不足自存于今世者，甚至怀疑于其民族之本身若不足与白人相抗衡者，此乃目眩于一世纪之短促，而忘千万年之久远矣。”
[118]
不过，张君劢等尚并不满足于民族固有的旧文化，并非属于抱残守缺之人。
他坚信，“在二十世纪中而欲复兴中华民族，无论如何，逃不出西方文明的影响”
。
[119]而需“另造一种新的文化”
，一方面须以“现代的标准”
，对民族传统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吸收和消化外来先进的现代文化因素。
因此，对当时那种笼统“提倡恢复民族文化”
的说法，张君劢也表示反对，认为“若是徒恃空言，但用忠孝廉耻等死名词，来恢复旧道德，犹人已死而欲招其魂，其不可得相等”
。
他对于梁漱溟以“礼治”
为名搞所谓“村治”
，就表示不解，认为有违现代法治和民主制度的精神，[120]从而表现出可贵的理性态度。
实际上，张君劢最为看重的还是保持中国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保持民族主体自身的自尊心和自信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内外关系言之，不可舍己徇人”
；“自古今通变言之，应知因时制宜”
。
[121]其中，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是保持主体性选择的基本条件：“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历史的，不是好民族”
，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民族和国家方可以立于天下。
[122]此种理性态度，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里，实占据了主导地位。
虽然，在认同民族历史文化以激励民族自信心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极端保守、冬烘迂腐的落后论调借机得到传播和泛滥（由此还引发了各种文化争论），但要在此期国人多能强烈地体验到文化“民族性”
之可贵，体验到不能抛弃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体验到“全盘西化”
、唯欧美文化是从的危害，这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十分必要的，它实在是民族自信心最为深厚的根源所在。
国民党倡导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
的有关讨论，从根本上说，也体认了这一趋向的重要方面（其保守和顽愚部分则受到批判）；中国共产党1935年以后逐渐改变以往只重文化的“时代性”
而轻视“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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