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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实现文化“民族性”
意识的空前觉醒，还将“民族性”
列在其所认定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特性之首的思想变化，更是这一思想趋向的生动体现。
最后是中华民族要想不亡国灭种，也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并上下一心谋求民族生存发展之道，致力于“民族复兴”
才能做到，否则，实别无前途可言。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神圣而正义的，它必将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民族和正义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但自助才能得到他助，唯有中华民族自身自强不息、英勇抵抗，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才能实现真正的“再生”
。
民族复兴乃是抗战的任务和目的，抗战并赢得胜利则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保障和关键。
事实上，也正是在抗战中，人们才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1937年5月，著名学者和出版家张元济出版《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从此成为整个抗战时期国人砥砺人格的象征性著作，曾一版再版。
但在当时的国际上，真正检验中华民族人格的试金石，无疑是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是英勇抵抗、以鲜血捍卫国土，还是妥协投降、甘当亡国奴？早在1933年，罗家伦就在南京做的《中华民族生存之路》广播讲话中，深刻地阐述过这一点。
他激动地说：“我们丧失了如此大的领土，但是未流够血的丧失，如上海之役，第十九路同第五军的健儿忠勇的抗战，血流够了，结果，我们虽然吃亏，但国土未失。
我们流血后，万一不幸而丧失国土，但是可以恢复的，历史是光荣、人格是伟大的。
现在我们对付敌人，不单是军事的抵抗，我们应当用所有的力量，流充分的血，争民族的光荣与人格。
假若军事长期抵抗，虽胜负不可知，但藉此国际间亦可知道中国民族为有人格的民族。”
[123]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终以顽强的抵抗和壮烈的牺牲，为自己的民族赢得了抗战的尊严和神圣的荣誉。
1939年，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有篇题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的文章确信无疑地指出：“这一次抗战，坚固我民族的自信力，增强我民族的向心力，并发扬我民族勇敢牺牲的美德，实已树立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
[124]当时，各种具体的民族改造和复兴方案，也正因此而得以纷纷提出和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
，又可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期，对于自身整体生存前途的一次深沉的总反省与总探索。
1938年，青年党的代表人物陈启天曾编著《民族的反省与努力》一书，作为独立出版社著名的“民族复兴丛书”
的一种出版。
该书便大声呼吁：中华民族于“九一八”
事变以后的痛苦中，必须从民族性、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诸方面进行一次总反省和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清醒，从而获得“充实全民族的精神原动力”
。
[125]
本着这样一种“反省与探索”
的精神，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
有的关注“精神建设”
和道德力量，呼唤民族性改造；[126]有的重视“物质发展”
，鼓吹“摩托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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