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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强调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发起“科学社会化运动”
;有的倡导发展教育,主张抓“民众教育”
,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
有的呼喊农村危机,忧心农业,认为“农村的危机必影响到国家的危难”
、复兴农村即是复兴民族[127];有的则视工业进步、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和保证。
更有的从中华民族平衡发展和实际抗战的整体角度来考虑问题,提出和鼓吹“开发大西北”
和“开发大西南”
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战略,并在实际上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一度成为一种声势不小的思潮和运动。
例如,不少少数民族人士当时就把四川等西南地区视为“复兴民族最有力之根据地”
,将西北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
地区,呼吁应加紧进行开发与建设[128]。
还有的甚至从外来宗教与民族复兴关系的角度,提出基督教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独特意义与任务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我们不妨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吴雷川的有关思考,来见证一下当时“中华民族复兴”
思潮的整个时代气息和某些特殊的面向。
1935年,吴雷川曾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热烈地投入“中华民族复兴”
的讨论中。
他明确提出了“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
的命题,并充满**地写道:
中华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复兴!
!
中华民族复兴!
!
!
在先时,只是稍有思想的人不期然而然的潜伏着这意识,现时却已发出急切的呼声,鼓**全国了。
不但一般知识阶级以此事相倡导,就连政府也公开的以此事唤起民众,认为治本的目标。
所以现时……的人们……都要竭尽各个人的心思才力,在这一桩绝大的工作上有份……因此在这时候,在这地方的基督教,就不能不发生问题。
这问题就是: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129]
对于这一问题,吴雷川最初的回答是,根据“耶稣的人格”
,造就积极有为、敢于担当民族复兴重任,同时又严于律己的“领袖人才”
——也就是培养杰出的“切望民族复兴”
的基督徒即可[130]。
可是几年之后,他又感到这样的回答仍存欠缺,既而又加以补充,主张基督教在当时的中国必须加以必要的改革,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比如,基督教是讲求“博爱”
和“无抵抗主义”
的,但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则绝不能以此来消弭民族反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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