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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无抵抗主义，只是个人与个人间在或种情况之下所应用的事理，本不是为国家民族说法的。
基督教固然以全人类得救为博爱底目的，但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不能躐等而几。
在这国家种族界限还没有消灭的世界，尤其是中国正在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阶段中，惟有提倡耶稣在当时爱国家民族的精神，使人知所效法”
，才是正确的选择。
他甚至明确宣称，只有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复兴，基督教在中国才真正有发展前途可言。
[131]这一观点，与当时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部分宗旨，也是基本一致的。
在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中，无论是哪一种主张和观点，人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忘记当时全民族危亡的严峻环境，而是自觉把自己的主张和当下抗战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这是十分自然的。
我们有趣地发现，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共同关心一个复兴整个民族的基本问题，即如何改进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保持健康，这可谓上述特征的集中体现。
如社会学家潘光旦编有《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生物学家秉志著有《生物学与民族复兴》一书，竺可桢等自然科学家编辑有《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等，均无不从这一角度为战胜日本和复兴民族殚精竭思，献计献策。
[132]甚至有不少人还由此出发，从强种和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双重角度着眼，大力提倡汉族与国内各少数民族人民实行自由通婚与融合。
青年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常乃惪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强调加紧通婚混血，乃是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所在，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自然消除各民族间的歧视，还能因此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和认同力度，实在是两全其美、何乐不为的事情。
[133]因为在他看来，要真正解决中国国内各民族的融合问题，搞所谓“汉化”
是行不通的，“不但在目前国际环境之下，如果采取这办法，无异于迫各族离心力的加强，不是一个识时的办法，并且在各民族的本质上看起来，汉族并不见得比其他民族较为优秀”
；而依据民族自决原则，让各民族“在平等待遇之下，实行自治”
，虽然是“国民党民族政策的中心”
，但也不过是“历代专制王朝羁縻政策的变相”
，这办法相对说来流弊较少，却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策；“要解决中华国族内各民族的问题，唯一的彻底办法，是奖励各民族间的通婚，使各民族因血统的调合而合成一真正单纯的国族，”
从而以此挽救“中华国族的颓运”
。
[134]
类似这种主张奖励各族之间民众彼此通婚的意见，所在多有。
如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发表《大中华民族建设论》一文，同样强调：“民族间的通婚非但是建设大中华民族最迅速的方法，而且对于民族质量的提高，也有不可忽视的功能。”
从历史上看，中国几个最强盛的时代，就都出现在各民族的“大混合”
之后。
如春秋战国时代各民族的混合产生了秦汉的兴盛；五胡十六国时代的民族“大混合”
产生了有唐的崛起等。
这证明了民族间的通婚，“确是中华民族求强盛的有效办法”
。
[135]
整个抗战时期，由于共同的民族命运和密切联系的流动的抗战生活，不啻常乃惪等所主张的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事实上各民族全面多层的融合，以及整体复兴的信念，也因此大大地增强了。
1940年，一位回族同胞在《抗战三周年纪念感言》中曾写道：“整整三周年的神圣抗战，已使大中华国族数千年的积弱，蒙受了巨急的刺激，从而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扎稳了抗战最后胜利的把握。
首先我们为民族复兴的远大前途，抱乐观，感兴奋！”
[136]可见抗战对于各族人民建立在一体观念上的大民族复兴意识，产生了多么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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