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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和有关话语流行于民国中后期，它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进程相一致，也是新兴的“中华民族”
概念符号认同的重要内容。
正是伴随着现代“中华民族”
概念的形成和社会化运行，“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和话语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
一方面，现代“中华民族”
概念构成“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的思维逻辑前提和逐渐自觉整合的主体，体现了一种以自由、平等和独立为价值依托的现代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又成为现代“中华民族”
概念社会化实践的重要表现和具体而典型的话语形态，并代表着其主体认知与行动的综合目标。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和有关话语的广泛流行，典型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在近代屡遭列强侵凌而不屈、历经反抗而犹存，但对屈辱虚弱的现状又复感不满的那种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民族自然心态。
在这种复杂心态中，既包含着对于昔日辉煌历史的怀想，又连带着有一种对已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民族生命力之自我欣幸和祈盼，同时还凝聚着一种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和呼唤国人奋起改变悲惨命运、并且已觉刻不容缓的时代紧迫感。
与今天中国基于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的现实而激发的“民族复兴”
呼声相比，那时的“民族复兴”
话语更多的是一种向历史和文化的情感诉求，是自我“打气”
和“壮胆”
——一种本能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的主体追索和激励，与其说它当时的取向是指望未来，不如说更多的是针对当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中国人格外需要一种强劲坚韧的生命意识，一种能打败强敌的顽强信念，一种延续历史文化和民族生存的深沉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而“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和话语的播扬，正是对此种现实精神需求的最好回应。
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复兴”
理念的宣传活动之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激发和加强了国人自尊、自信与自强的奋斗意志和生存信念，因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广泛建立和发展的深沉厚重的精神基础。
前文我们曾从三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和有关话语的主流内容进行了简单概括，应当说它实际的内涵要远比这更为丰富和复杂。
在笔者的文献阅读中，如果泛泛而言，此一观念乃是众生喧哗的，它充满了各种内在的逻辑矛盾。
若是就其纷纭的言论背后之主体的实质诉求而论，实际上最为重要的，乃是一种民族“自信心”
的建设需要。
而当时最困扰国人的，则是此种民族自信心与传统文化和所谓“民族性”
之间的张力关系问题。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国将不国的民族生存危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深刻反省民族文化的不足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缺陷，并由此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和整体反传统为主旨的各种思想文化运动。
但是，如果一味地自我否定，完全失去历史文化主体性，又必然会丧失自身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前进的动力，当巨大的民族危难降临的时候，还可能失去反抗的决心和勇气，沦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和话语的自觉倡导者们，有些对这一困境是的确有着清醒而深刻的洞悉的，如张君劢就曾敏锐地指出：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造之过渡期中”
，国人对于本国“数千年制度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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