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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论文里，翦伯赞肯定顾颉刚当时“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
，是“非常重要的”
，但认为可惜的是，顾、费等人的论争，“大半陷于抽象的形式问题如名词的讨论，把论争的焦点转向问题的侧面，而不曾把中华民族与其现实的斗争关联起来，作统一的生动研究，以至问题并不曾得到正确的解决”
。
在翦伯赞看来，作为顾颉刚讨论中华民族观念的出发点和最后结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
这一命题本身，“似乎就太不正确”
，它“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
，因此其论争难以得出正确的答案，也就并不足怪。
不仅如此，翦文还批评了顾氏在民族理论认识方面存在的几个不足——他称之为“极幼稚的错误”
，并强调，“这些错误，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坚决执行中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可能引起有害的影响的”
。
首先，他认为顾颉刚把“民族”
与“民族意识”
混同起来，将“民族意识”
当作“民族”
，而否认民族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
和“客观存在”
，这很荒唐。
实际上“不是人们的意识造成民族，而是一定的民族造成民族意识”
。
翦还引用斯大林关于“民族”
的定义，以凸显民族的实在性，认定“民族意识决不是自己发生的东西，必须有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联系他才能表现为共同的利害关系，从而表现为民族意识”
。
如若像顾颉刚那样把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
，那无论如何造成的也只能是“‘一个观念的’中华民族”
，这与顾本来的愿望恰是相违背的。
另外，当顾氏论证历史上中国各少数民族为一个民族时，也注意到并强调了共同地域、共同历史，文化交流和血液融合等客观因素，这与他的民族定义难免前后矛盾。
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的第二个认识错误，是“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他以为民族与国家是同时发生的”
。
其实国家很早就存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已有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民族则是近代的产物。
在西方，“只有当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才形成民族”
，而同样，“一直到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而只有种族主义，……实际上，中华民族在中山先生的历史时代也才有形成的可能”
。
他认为顾氏所谓秦国时已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说法是错误的，那时的国家只是传统国家而并非“民族国家”
，“统一的国家”
和“统一的民族”
完全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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