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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翦还批评了顾颉刚“把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
，把民族的形成仅归结为“外界的政治推动，即‘强邻的压迫’”
，而否认其内在经济联系的重要性，以及把国内民族问题归结为“交通问题”
等“错误”
，认为这些论调，有的“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
。
在翦看来，“要使一个民族趋于巩固，不是完全依靠‘强邻压迫’而是要加强经济联系”
；而把民族问题当作交通问题，更是“有意回避现实”
，而一个真正具有“爱国情绪”
的人，“应该不要逃避现实问题”
。
最后翦氏强调，国内民族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交通便不便’，也不在于‘现代化不现代化’，主要的是要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民族与民族间建立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以兄弟的友谊相互结合”
，他认为只有这样，“真实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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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翦伯赞对顾氏民族思想的批评中，不难看到其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作为维吾尔族的少数民族情感的双重影响。
他对中华民族内部民族多元性的坚执和民族构成客观因素的认定，对于纠正顾颉刚的偏颇当然义正词严，不过其对国内各民族一体性的认知和强调却显得明显不足，在全民族危机如此深重之时，他还认可国内少数民族政治上“独立”
的权利，这也容易引起歧义，无论如何都有不合时宜之处。
事实上，当时中共民族政策的主流也已在逐步酝酿着实现从提倡“民族自决”
到主张“民族区域自治”
的转变。
除了翦伯赞之外，当时值得注意的参与讨论的学者还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杨成志和胡体乾。
杨成志留法归国，胡体乾留美归国，都是专业人类学出身，他们对西方“民族”
概念及其相关概念与知识非常了解。
杨成志作为顾颉刚和费孝通二人的朋友，认为他们二人之争，“颇足代表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名词见解之纷殊”
。
“费先生所言之‘民族’似近乎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ethnography）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两者虽各有所偏，要之均可称为有心学术或国家之作”
。
杨成志指出，关于hnic的广泛混用（都译为“民族”
），不仅在中国如此，“即在外国亦无不皆然”
。
若要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统一起来，处理好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必先就民族学研究之民族与国家政治权力之国族分开其不同之领域及其应彻底认识之立场不可。
且学术之真价值，与国家之生命，值此抗战建国期中，似乎应打成一片”
。
他极为清晰地写道：
至民族一词之真义，在缺乏民族学识之我国学术界中，常与“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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