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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日记》里还多次记录了其在草拟答复费孝通的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过程中，曾经与傅斯年往复讨论和相互支持的有关情形。
在费孝通与顾颉刚具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之后，傅斯年还曾试图从行政上干预此事。
在他看来，费孝通是人类学家吴文藻的学生，费文的写作显然受到吴氏的指使，而吴文藻当时是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派到西南地区工作的，于是他就直接致函此会董事长朱家骅和总干事杭立武，希望将吴文藻调往他处。
该信写得很激动，信中指责吴、费等人否认“中华民族是一个”
而将苗、藏等都视为“少数民族”
并强调其有民族“自决权”
的不当，对那种“为学问而学问，不管政治”
的高调，也表示明确的反对和痛恨。
信中写道：“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
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
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
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
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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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何以遭傅斯年如此之“痛恨”
？他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究竟取何种认识与态度呢？查当时的报刊，知这位在云南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的确有一种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特有情结，对研习、传承、保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化情有独钟，即便在抗战那样的特定时期也不例外。
他当然也认同“中华民族”
的整个性和一体性，但却并不认为“中华民族”
是由一个单一民族所构成。
在他看来，回族、苗族、瑶族等作为“民族”
的存在，是应该正视的现实，而且这也并不妨碍大“中华民族”
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
1939年3月17日，吴文藻在《益世周报》上发表《论边疆教育》一文，就借机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上述看法。
此文发表的时间虽晚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个多月，但却应该不是专门针对顾文而发。
当时，正值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吴想趁此机会，较为系统地提出关于“边疆教育”
的意见，希望“作公开讨论，以唤起舆论界对此问题的注意”
。
在此文中，吴文藻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发展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乃是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之当前急务”
；第二，“促进边疆教育，实为发展国内民族文化的基本工作”
；第三，“边疆教育乃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必须先建设一套边疆教育学的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张本，然后在应用一方面，始能根据确定一种或多种比较适当的边疆教育政策”
。
此文不仅对边疆教育的内涵、学术文化意义阐发了独到见解，而且继社会学家杨堃等之后，较早明确提出“边疆教育学”
的理念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者在这一领域将大有可为、“贡献独多”
的前景。
以往，学界谈到吴文藻先生在边疆研究方面的贡献时，一般都要提到他1942年所写的那篇《边政学发凡》的大作，其实，《论边疆教育》一文，也是其值得重视的思想篇章，可惜它却长期被学界同人所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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