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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具有明显的偏见和误识，但也不乏精彩之处。
在该篇讲话中，他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
关系（包括政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关系等），以及这种关系认知的现实必要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
整体认同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
，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
。
他虽然并没有直接阐述自己对“民族”
概念的定义，但其所谓“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
，似乎表明了其对“民族”
概念那种血缘、历史文化和政治团体的综合理解。
在这点上，他的确是煞费苦心。
早在1939年，为了增强全民族抗战的凝聚力，他就开始了否认回族为一个“民族”
的过程[78]，此论不过是其思想在新的抗战形势下的一个系统化极端发展罢了。
全面抗战时期，不愿或避免称少数民族和汉族为“民族”
，以免与整体的“中华民族”
发生矛盾，并非是1940年前后蒋介石一个人的意向，而是国统区不少人共同的关切，在一段时间内，它甚至一度几乎占据了国民党和国统区舆论的主导地位。
前文我们曾提到汪少伦的“支族说”
，顾颉刚等人的“种族说”
，以及《我们的国族》一书里的“部族说”
，等等，都在在体现了这一关切。
蒋介石的“宗族说”
，似乎很想在这方面，再大胆地向前迈进一步。
这在他本人，也未尝不是对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思想的长久体会和反思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何以此时有此民族理论“创造”
的冲动？这应当与1942年前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和蒋本人国际国内威望的提升都不无关系。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归诚”
，中共“新民主主义”
理论的挑战，等等，都使得此时的蒋介石既有信心又急于对“中国向何处去”
等抗战建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系统看法。
何况“民族”
问题还是其治理新疆正面临的紧迫的实践需要，自然不能加以回避。
不过，蒋氏对自己理论创造的实践价值之自我期许，显然还是有些过高了。
图4-5《中国之命运》中正书局1943年版，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
，集中表达了蒋介石以“宗族论”
为特色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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