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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蒋介石的“宗族论”
抛出之后,特别是1943年《中国之命运》一书对“宗族论”
予以更系统阐发之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广为宣传,有的吹捧其为“精确的南针”
“光明的灯塔”
;有的认为其“以‘宗族’替代‘民族’含有深切的意义,这在三民主义的理论上是一个新发展”
,称赞其有审时度势的思想智慧和敢于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
因为以“宗族”
代替“民族”
,“不仅表示事实发展的趋势,并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
,既然各族国民已经结为一体,“我们亦何必拘泥于若干形式的不同,而尚保持民族的畛域,授敌人或汉奸以分化与离间的机会呢?”
[79]更有人为蒋氏的思想做全面阐释,称赞其已构成为“新民族政策”
的理论基础。
这里,我们不妨以当时的边疆问题研究专家黄奋生的《“中国之命运”
与新民族政策》一文为例,来看看这些赞同蒋介石观点的人,当时究竟如何言说。
以往,我们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史研究者们,大多都不厌其详地谈到中共等方面的批判意见,而对于被批判方意见的揭示,诚不免过于忽略了。
黄奋生(1904—1960),江苏沛县人。
曾长期担任《蒙藏周报》《蒙藏旬刊》编辑和主编,还曾担任过九世班禅行辕秘书。
1941年,他与顾颉刚、马鹤天等创办中国边疆学会,致力于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曾著有《蒙藏状况》《蒙藏新志》《边疆政教之研究》等[80]。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黄奋生著文《“中国之命运”
与新民族政策》,称赞该书“为抗战建国之宝典,博大精深,其影响中国之前途,将无可限量”
,认为该书的第一章“将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各宗族文化的交融,生活的互依,命运的共同都有扼要正确的指示,提出了新民族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奠定了新民族政策的坚固基础”
。
文章专门有一节为“‘宗族’的正名”
,强调中国的“五族一家”
,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种族上的。
中国的各族人民都是黄帝子孙。
藏族也不例外。
他说,藏族在古时代叫羌,《旧汉书》谓:“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路史》谓:“蚩尤姜姓,炎帝之裔,逐帝自立,僭称炎帝。”
蚩尤为九黎之君,黎就是苗,“是知藏族乃炎帝之后代。
姜羌藏为一音之转,黄帝为少典之后,与炎帝神农氏同族,世称‘炎黄之胄’,即指此义,因此我们可以说藏族也是黄帝的子孙”
。
黄奋生由此认定,蒋介石“建立这个‘宗族’的名称以代替以往国内各‘民族’的称呼,就是为正本清源,为切合中国民族构成的历史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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