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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精神。
不仅如此，芮逸夫还对“中华国族”
的多元一体特点，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总结：
我中华国族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多元的：领土兼具多种地形，人种混凝多数族类，语言包含多数支派，文化融合多数特质。
然此种种，早已混合同化，而归于一。
秦、汉的统一，是我国族的初步形成；两晋时五胡的乱华，而突厥种人同化于我；两宋时辽、金的南侵，而通古斯种人同化于我；后来蒙古满洲，先后以武力主宰中原，然终被华化，而各各成为今日中华国族的重要成分。
正如江海的不辞细流，所以能成中华国族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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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逸夫显然懂得现代nation概念的内涵，故能在“国家”
政治整合的基础上，复提出语言文化和血统进一步融化的整体诉求，并强调中国历史上国家与民族曾不断互动、取得阶段性政治、文化和血统等的融合成果之综合延续性。
这种试图调和“中华国族”
与“中华民族”
说的“多元一体论”
，不仅将国家和民族统一起来，而且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显示出宏阔的视野和一定的灵活性。
不过，芮逸夫的这种调和论最初并没有将传统国家与近代宪政国家及其人民加以区分（对他来说，有所区分是1947年以后才有的事情），且完全以回到孙中山的“国族”
说为其立论基点，只是重新加以了解释而已。
在这点上，他本人似乎受到前文提到的《我们的国族》一书的某种影响（如果仔细对读两者，不难发现此点）。
但芮逸夫毕竟是专业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且有较强的理论阐释兴趣，因此在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的称谓问题上，他也没有走上绝对否认其“民族”
身份或特征的地步，只是尽量避免了“民族”
的提法，一般从“种族”
构成成分角度加以涉及而已，尽管他同样强调“中华民族”
的一体性和整个性。
三年后的1946年4月，芮逸夫在《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一文，对他自己称之为“急就章”
的《中华国族解》一文的有关内容，又有所补充。
一方面，他从人种学（包括体质遗传特征研究和血液型研究）与民族学两个角度，将此前的观点进一步条理化，把“中华国族”
具体析成“六支三十组”
的支派，强调“构成我们国族的因素大体是相同的，但这是就构成分子的‘共相’而言；若就各分子的‘自相’来说，我们知道一个娘胎里生不出两个完全同样的弟兄。
我们的国族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众，分布有一千一百万方公里之广，当然不会没有差异。
况且数千年来渐次加入的新分子，其同化程度也各各不等。
由于地理和其他环境的不同，自然而然发生不少差异”
。
不仅如此，芮逸夫还将中华国族因“共相”
而“凝聚同化而归于一”
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其主体汉族“文化的优越和文字的统一”
，归结为其“包容力含孕之力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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