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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
在这点上，他基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汉族中心观和“同化融合”
说，与其顶头上司傅斯年的观点大体保持一致，至少不与之直接冲突。
他明确表示，今后国人必须“赓续祖先的遗业来创新，来求进步，就国族的融合一端来说，祖先之业已经给我们做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了，其余不足百分之五的支派，不容讳言，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融合，这进一步融合的责任，我们就应该负起来”
。
具体而言，就是应该对这些“支派”
进行扶植，“使他们达到现代的文化水准，同进于文明之域。
扶植之道，首先要把我们的优越的文化，统一的文字，普及于各支各组各族的国民，使他们都有‘同声之应’、‘同气之求’，且得‘同文之便’。
本着我们的祖先传来的‘中庸之道’，配合着‘三民主义’，使他们心悦情愿地向心同化”
。
[115]
这里，或许值得注意的还有芮逸夫如何称谓国内各少数民族的问题。
1942—1946年间，芮氏在构筑“中华国族”
说的时候，不妨说采取了一种含糊其辞的回避态度。
如果按照其所信服的民族学或人类学见解之内在逻辑，既然视“民族”
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之群体，那么各少数民族便依然可称之为“民族”
。
在这点上，他当时应该说是有所顾虑，故而前后难免有所矛盾，而宁愿在“种族”
意义上谈论各族。
1942年前他称国内少数民族为“民族”
自不待言，此后他虽多从“种族”
角度加以谈论，却也仍有保留称其为“民族”
的时候，如1943年，他发表《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一文时，就仍称西南少数民族为“民族”
，由此可见其矛盾心态。
直到确认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
的《中华民国宪法》公布之后，芮逸夫才最终克服这种矛盾，明确称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
而不再改变。
在1947年9月发表的《行宪与边民》一文中，他明确写道：“本文所称的边民，是指全国的边疆各民族，也就是全国的边疆国民。
所以称他们为民族，只是说他们各有其文化的特征。
我们知道，中华国族的文化是凝聚多数特征而成的。
概括地说，边民的特征是：口操非汉语，写读非汉文，或没有文字，信仰某一种宗教，或仅保存原始的灵气信仰……在这个边民的含义之下，蒙古和西藏两族也是包括在内的。”
[116]
这样，芮逸夫的“中华国族”
论就与承认国内少数民族为“民族”
的那种“中华民族”
论完全统一了起来，且此后不再有大的变化，即认为中华国族是由中华国家和中华民族合构而成的混合体，而中华民族之下暂时还存在各个分支民族。
“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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