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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
[139]这实际上等于已率先提出了延安时期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的重大的思想理论命题，从而显示出张氏本人在中共这一重大理论建设中的某种思想先行性。
[140]
1940年10月7日，张闻天与王明、朱德等共同出席延安“回民文化促进会”
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发表讲话，更明确阐述了对于“中华民族”
的理解。
他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包涵的民族是很多的，由汉满蒙回藏所谓‘五族共和’，实际上不只五族，还有苗夷等族。”
又表示：“敌人要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分裂，我们就要各民族间团结，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揭破敌人挑拨离间各民族团结的阴谋。”
[141]这就大体确立了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
观之基盘。
谈到延安时期中共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和“中华民族”
观时，有个叫杨松的理论家的专门思考，也值得引起今人格外的注意。
杨松（1907—1942），化名吴平，湖北大悟人。
1927年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精通俄语，懂英文。
1938年至1940年，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
1941年春创办《解放日报》，兼任总编辑。
次年病逝于延安，年仅35岁。
1938年8月至9月，杨松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
，即《论民族》（第47期）、《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第49期）、《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第52期）等。
在这些讲座中，他阐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属于近代历史范畴的见解，强调历史只有发展到近代，民族才由部落、种族等进化而成，且其终有衰亡消失之一日。
他严厉批判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种族论”
，认为其“反科学反历史”
，“硬要用种族或人种的概念去代替近代的民族概念，……表面上好像挂着‘科学’的招牌，骨子里却暗藏着民族侵略主义之真正内容”
，从而也把“民族”
与“种族”
区别开来。
在民族观方面，杨松是一个地道的“斯大林主义”
者，他不仅完整地引用和解释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有共同语言、共同领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在共同的文化上表现出共同心理结构的固定集团”
，还以此为标准，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所鼓吹的“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中国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
等论调，并由此论证“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
，日本和中国并非为“同文同种”
的同一民族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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