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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章第2节“蒋介石的宗族论”
，第211页。
[80]1949年后，黄奋生任教于西北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和兰州大学历史系，讲授边疆民族问题。
又出版有《藏族史略》（1985年）等。
见南海：《杰出的蒙藏研究开拓者——记黄奋生教授》，.xbmu.edu.tt.a？siteId=1&articleClassId=116&articleId=232。
[81]黄奋生：《“中国之命运”
与新民族政策》，《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2期，1944年2月。
在本文结论部分，黄氏继续强调：“‘宗族’名称的建立，既符合中国的史实，又关系中华民族之团结甚大”
，且与孙中山所称的“民族”
相比，“其意义相同，而后者的命名更为明了易解，不致为人误用”
云云。
[83]罗家伦：《新民族观》，商务印书馆1946年2月初版，第55、29页。
[84]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4期。
[85]金毓黻：《中华民族与东北》，《东北集刊》第6期，1944年1月。
[86]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经毛泽东修改，发表在1943年7月21日的《解放日报》上。
很快印成几万本小册子，版本很多，传播很广。
蒋介石曾下令查禁，称其为“陈逆伯达”
。
后来，陈伯达在批蒋方面意气风发，写出更有影响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等宣传名作。
[87]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88]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29—730页。
[89]卫惠林：《如何确立三民主义的边疆民族政策》，《边政公论》1945年1月第4卷第1期。
卫惠林（1904—1992），山西阳城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巴黎大学。
在台湾地区，曾访问40多个少数民族部落，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著，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90]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台湾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第73—79页。
另据笔者所见，民族学家谢康在《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建设研究》1940年第3卷第3期）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并说明这三条改订原则，并强调，“关于（西南）各特种部族的名称，在汉字字典上，过去曾有以虫兽偏旁命名的错误观念，这也是数千年来汉民族轻视四邻各小民族的人种偏见，很早就应当改正过来的”
。
作者还认为，“经过这番正名的工作，对于民族政策的推行，当必有很大的补益。
不过要改正各个特种部族的名称，必须有民族学的知识作根据，才能够斟酌至当，免于错误同时也便于学术上的研究和教育上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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