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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欧洲前现代nation概念，指的是历史形成的，与地域、语言、习俗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族类’或‘居民’等”
。
与这一传统的nation概念相伴随，在欧洲曾导致许多“方言和文化共同体”
的认同，形成“法国人”
或“意大利人”
等的意识。
这和现代nation认同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延续性。
“随着现代共和政体与公民意识在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崛起，现代nation概念的内涵才真正开始显露出来，而原先那种多少带有‘自然而然’意味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则逐渐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共同体的抽象观念，也就是国籍观与所有公民理想组合体的观念，以及公民对‘他们的国家形态’及‘他们的共和国’的认同。”
[4]
这里，笔者想要补充的一点是，前现代的nation概念，往往也包括血缘或泛血缘的族群在内。
大体相当于民族学（ethnology）和人类学意义上的体质文化团体。
人类学里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分，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乃成为现代人类学之魂。
在本书第一章中，笔者曾经指出，同现代化起步较早、宪政民主发展较为成熟的英法两国相比，后进的德国基于一种心理反弹，更多地强调其中的文化（种族、历史）共同体的传统意涵，也就是说，19世纪的德语中，nation一词曾一度较多地保留了其前现代的含义，这也是赫尔德的文化（型）民族主义之所以率先产生在德国的原因。
而在西欧的英法等国，反映卢梭“主权在民”
精神的nation之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含义被突出，体现了以民主国家来界定民族的新趋向。
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
20世纪之后，德国与占主流地位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民族概念用法，日益趋同。
西方现代nation概念是基于政治学的。
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勃兴有关。
这一意识，首先关乎国家和社会内部，而非针对外国和外族。
但随后拿破仑的对外扩张引发一系列争取自由、独立和政治自决等的反抗行动，nation的现代意义遂在对外层面得以伸张。
因此笔者曾认为nation具有双向“主权”
的内涵，即对内是国民或公民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这也就是nation何以能与“民主”
价值理念实现同构、并形成一对孪生体的原因。
那么，现代以国民或公民为核心的nation（下面暂按通行译法，译作民族）概念，到底包含些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呢？这一问题，1991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安东尼·史密斯在其名著《民族认同》一书中，给了今人富有启发性和影响力的回答。
史密斯认为，作为一个现代的范畴，西方nation及其认同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构成：（1）它首先是一个空间或领土的概念，必须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人群与其传统居住的土地（即历史形成的领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它必须是具有单一的政治意愿的一个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3）其所有成员都具有法律保障的、包括参与政治等在内的各种平等的“公民权”
（ship）；（4）它还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史密斯称具有这几个特点的民族共同体为“公民（或市民）的民族模式”
（acivicmodelofthenation），与他所谓亚洲和东欧的“族群（或族裔）的民族模式”
（aethhenation）正好区别开来。
[5]
在以上四个方面中，为了机械地凸显其所谓两种民族模式间的明显差异，史密斯教授显然太过忽略，至少是轻视了前述威廉姆斯所强调的西方“民族”
概念中原有的那种与“政治构成物”
相重叠的“族群或族裔”
方面的内涵（他大约是将其包含在第四点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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