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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中华民族”
为大，各民族为小而已。
但在近代中国，无论是秉持人类学民族概念者，还是秉持政治学民族概念者，只要他认同并传播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就都会格外强调国内各族人民已具有同一的国民、公民身份这一点，并将其视之为全民族整体认同的基本前提，然后又认为仅此还远远不够，进而呼吁在文化上实现进一步的融合。
由此可见，文化上加深融合的急迫感，实际上构成为当时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整体认同的直接思想动源。
当然，此种新旧民族概念的混杂，也难免导致一些思想者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内在矛盾。
以李大钊为例。
这位高揭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先驱者，一方面明确声称“凡隶籍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
。
强调所属成员建立共同的政治法律制度、同做平等国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
[15]其民族观的内在矛盾如此，在近代中国尚非个别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认知矛盾却并没有妨碍李大钊本人对中华民族的积极认同，以及他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真诚倡导。
他发表上述意见的时间为1924年，其对甲午以后被日本强行割去的宝岛台湾及其人民的格外眷顾，毋宁说折射的正是其内心深藏的现代“领土”
意识及其对帝国主义侵夺领土的愤慨之情。
此种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在1945年后，才得以同现代民族概念的主体内涵基本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也正是基于现代“国家”
和“国民”
认同还不足以凝聚国人、保住疆土的隐忧，“中华民族”
观念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认同者们，有的还极为看重国内各族昔日的“血缘或泛血缘”
联系，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并不惜笔墨做了大量的论证和揭示工作。
这一现象，与近代中国“民族”
一词始终具有浓烈的种族、族裔含义，也是一致的。
具体说来，近代中国认同“中华民族”
的人们对各族之间血缘或泛血缘联系的强调，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表现程度。
像蒋介石等人，乃是其中相当偏激的一类。
更多的人，虽也重视泛泛揭示各族间血缘联系的持久性与广泛性，却往往更愿意强调彼此间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的统一性，而有意无意地将血缘交流视为综合性历史联系的一部分来看待，习惯把它纳入到“历史与文化”
因素中去总体考量，这一点，实际上也恰好得到了主流人类学取向的支持。
“民族”
及其认同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如何定义民族和认知民族认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6]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有关理解和实践既带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意义，无法简单地套用某一家现存的“民族”
界说来随意臧否它们，从本质上说，“民族”
的概念只能由其被使用的实际历史来定义。
因此，充分尊重和正视既存的各民族历史，与充分尊重和正视“民族”
概念在各国政治、文化中被使用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民族思想史研究中把握和认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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